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起步的第一年，这一年发展战略的布局方式、政策绩效都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效率。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这一转型正处在全球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刻，很多“不确定性”、内外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会严重影响到我们自己制定的“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实施——比如，无论是提高“自身国力”和“发展主导权”所需要的企业自主创新、新型战略性产业的扶持等方针，还是重视“民生、民富”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的问题，都离不开“破旧立新”后所需要的明显的绩效改善，因为大量国外经验表明，在一个没有增长保证(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的环境下要去推动结构调整是异常的困难——这主要是在于长期低增长所产生的人们对未来消极地预期特征会严重抑制他们配合结构调整所应该增加的投资和消费行为！

但是，由于接下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主战场会从经济缺乏活力的欧美发达国家转到经济规模体庞大的、依然处于高增长、高储蓄的中国等少数几个新兴市场国家，所以，上述提到的政府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就会因为外部强大的冲击和由于我们自身制度体系还不完善的缺陷所可能造成的进一步放大“冲击”的副作用等因素而凸现出各种政府调控上的难度和变数！比如，今天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而结构调整效果还不明显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虚火旺、实火弱”的现象十分突出。“乘虚而入”的国际热钱，和不断集中到金融市场的大量“闲置中”的产业资本以及通胀预期下坐立不安的消费者的储蓄资金搅合在一起，推高了国内目前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压力，使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的力度不得不一再加马，这样一系列“对冲”外部压力的猛药，反过来又会加大我们自己按照十二五规划推进的结构调整的成本和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所需要的维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压力。为此，在新年的开始之际，我想根据自己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些初步体会，梳理出“三大”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内外压力”问题，即来自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压力，产业资本“虚拟化”的压力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压力等，以便我们社会上下能达成共识，做到齐心协力、有的放矢、沉着应对的效果。

首先，最大的外部压力是金融大海啸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随着美国政府“国家利益至上”的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实力依然表现出疲软、不确定的恶劣状况不断变得“长期化”的时候而开始越来越明显的在发生可怕的“裂变”：全球金融资本已开始不安心将自己的财富在继续放在一个没有“货币锚”（美元放水引起的价值疲软的特征）支撑的金融资产中，甚至避险时所需要的美国国债持有量最近也在被市场大量地减持，其中，有很多金融资本早应该在这场泡沫经济看似崩溃的“大洗盘”中销声匿迹，可是就因为美欧政府害怕经济硬着陆给自己政权稳定所造成的压力而不惜花血本去救助这些金融资本，最后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些复活的流动性，请注意是“存量”复活，而可能不一定是目前被社会指责的欧美政府所做的那些数量有限的货币增量超发的行为，变得肆无忌惮，他们流出美国，就给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比如，由此产生的美元大幅持续贬值的现象会“冲洗掉”美国对华债务的价值和增加我们对新近出口投资所带来的美元头寸增加的管理成本。而且，美元价值持续下探，使得我们汇率升值的相对尺度就变得越来越难把握，今年广交会和许多商业论坛召开之际，我们已经注意到进出口企业很难下单的倾向。以前所说的企业自身具有应对汇率升值的调整能力也在大打折扣。另外，美元疲软不仅出现了黄金高位攀升的局面，而且，更让我们焦虑的是，大量从金融市场流出的资金现在又开始去绑架工业生产的上游资源，这对我们目前以投资为主创造财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成本开始变得越来越高，不知不觉我们又会注意到干主营业务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少了，中国产品的“信价比”优势“被”人为的打压了。请注意，中国的贸易结构提醒我们：我们出口减少的同时进口也会随之减少。而中美贸易不平衡、或美国贸易逆差格局——只要美国的消费方式和投资方式从根本上不改变——就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实质性的变化！除了实体经济面的负面影响外，流出欧美市场的大量资金，再加上现在资金借贷成本因为欧美利率这么低会变得越来越小，今后流出的资金规模只要不发生突发事件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流到的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高储蓄、高增长、甚至市场低效率而不断变得高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这一轮全球金融资本首选的对象，它们的到来，已经造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这类特征的国家投机行为猖獗——被光顾的资源型产品市场价格不断高企，而有些国家和地区至今为止楼市或股市还在脱离基本面的飞涨。所以，中国宏观调控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周小川最近的“池子”论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很多日本的学者至今为止还耿耿于怀，认为美国当年“强逼”日元升值从而导致日本（有竞争力的）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的“阳谋”，实际上就是美国“挤出”自己的竞争对手所采用的最毒辣的一着“让你疯狂”的战术。2010年初欧元的悲惨命运可能也是如出一辙。

总之，我们要思考美国暂时放弃“货币锚”功能给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在内的“以我为主”的应对策略。否则，我们盲目被动的迎战最后也会让美国逼到像日本当年那样的“疯狂”地步。

其次，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胀问题（美国的通缩问题也是一样）和以前中国历次所遇到的通胀问题性质上不完全一样，比如，90年代初期是因为短缺经济造成的，前两年通胀是经济过热造成的，而今年我们遇到的压力是增加了新的内容：由于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政府在积极推动，所以，大量产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因为今天擅长做生意的国际舞台并没有重新开张，而新的舞台又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发挥能力，从而不得不被迫“闲置”了下来，另一方面，国企和央企虽然没有流动性的约束但由于追求商业利润的动机不亚于民营资本，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像民营资本那样，“很干脆地”成批成批向金融资本转变，但是它们的资金规模和民营资本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在金融市场上屡屡打“擦边球”的投机行为（常常被包装）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会比民营资本小。所以，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目前政府“输血型”的经济发展的支撑方式，并且，早日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政府到位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打造出市场自身“造血型”的经济发展活力，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通胀的关键要素。否则，按照以往常规性的治理通胀的方式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因为政府干预过度所引起的市场活力的长期缺失和政府不断庞大的财政负担而让我们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确立成本变得越来越大，今后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也会越积越大(近期股市“持续低迷”的表现和实体经济缺乏“市场活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社会资金那么充裕，市场没有不“涨”的理由)。

第三，美国这场金融大海啸和全球政府的救市方式让区域之间、产业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虽然各国程度上各有差异，形成机理也大不相同，但是，这让政府修复经济创伤的社会基础变得非常脆弱。无论是美国的医疗改革制度，还是日本的社会福利机制的改革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更谈不上现在靠这种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来提振国内的消费需求。中国更是不例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扶持、阶层之间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改革和调整等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更需要智慧和理念上的创新意识。但是，如果现在不能及时找到一个有效的治理方式，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内部压力就会随着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而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因为财富更向资本的拥有者集中，所以，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干实业的人才和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昂贵，而且，同甘共苦、奋发向上的企业家伦理和精神就会变得越来越扭曲。为了尽快形成致富所需的“资本”，人们会拼命储蓄（包括金融投资），急功近利，甚至有些官员铤而走险，贪污腐败，不法分子也会丧心病狂、谋财害命。总之，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不能简单地看作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货币分配多少的问题——当然，今天连最基本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制度保障体系在某些地方也没有完全构建起来，这确实让民众对此问题表现出很大的不满情绪，从最近网民和温总理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这样的倾向。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今天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多地是反映在机会的不平等问题上，因为是特殊身分、因为家里有钱，而让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才被“挤出”了靠自己能力致富的正常轨道。所以，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就应该迅速拿出一套综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措施，而它可能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伦理等各个相关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