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1日落幕。从大会传递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示中央充分了解当前经济，对经济新常态认识清醒，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有充分决心和信心，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境界，助推经济转型的活动将从明年开始全面展开。就此，我接受了诸多媒体的采访，下面是我对201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谈一点自己初浅认识。

一、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五大挑战

去产能

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是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的周期调整，让中国一直处于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然之间失去了外部的需求以后，造成产能释放的困难，不仅是钢铁产能，我们很多实业的出口项目，随着出口的迅速下滑，都处于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

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采取的4万亿的财政政策来缓解今天外向型增长方式受到挑战的问题，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是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那时全国各地不管能力有没有，比较优势在何处，都跟随政府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方向的投资，而且项目规模非常大，耗用资源非常多，投资方向非常集中，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引起了现在银行回款能力弱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三个是我们成长的烦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没达到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这种硬伤，导致我们现在产能释放要比发达国家产能释放更加困难。我们有40%的人口还没进入城镇化，没有完成农业化，国家也是希望在2020年让大家人均收入倍增，可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没有到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中国老百姓自己国内的市场化解产能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限的。

去库存

去库存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直接影响我们银行回款能力低，造成钱荒的问题，进而不断催生货币政策解决钱荒。但是投放的货币又是用于解决钱荒所造成的债务问题，也就说银行有了钱即使借给企业，企业又直接用来还债(展期)，这个投放的钱，没有盘活存量，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钱，没有生产能力的钱。因此，去库存直接涉及到银行是否能够有效地将资产盘活来解决坏账的问题。

同时，房地产的属性，需要从一个投资性的标的转变为消费型的标的，需要真正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问题。 需要通过税收机制、市场交易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盘活存量，让投资客觉得房地产的投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投资标的的市场，而是要回归它的消费属性的市场。

否则，房子卖不动，开发商汇款能力低，银行资金及时不能回款，银行想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去库存的问题，就是要盘活存量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我想2016年都在供求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么把今天的健康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一个是怎么把房子的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机制的改革等等，把它盘活出来。

去杠杆降成本

去杠杆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在赌注盲目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加快地方债市场建设，这有利于调动社会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提供利率市场化后监管部门所需要的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打下基础。二是去僵尸企业的杠杆，通过重组、收购、退出和必要的破产程序，把浪费的资源盘活出来。三是去金融投机的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开始出现了场外配资，互联网P2P过度加大金融的杠杆，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赚钱方式。现在的监管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靠钱养钱的模式，甚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也放弃了主营业务，开始拿产业的资本进入到金融投资的平台上，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2016年一定要加强金融的监管，要在金融的市场去杠杆，真正地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能够降低下来。

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于金融的杠杆加得过高，最后金融的投资收益被过度的资金释放，带来了追涨收益高的现象。而金融市场的收益恰恰是今天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为金融市场的收益高了以后，银行的存款就出现了流失，最后银行就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的模式。只能通过理财产品这样一个服务，通过高成本的回流资金的方式，再来对实体经济服务，这时候他贷款的利息已经不是吸收以前资金的存款渠道，而是通过理财的高成本的渠道回笼资金，所以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借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期限很短，利率很高，这样降成本就降不下来。

国家货币政策已经如此的宽松，已经让银行互相的借贷成本得非常的低，但是一旦银行去跟客户打交道，借给那些没有抵押能力，但是未来赚钱能力又是不确定的中小企业，今天他借出去的条件就非常的苛刻，期限短、资本成本高。这样的话企业拿到了钱，也不可能再为实体经济服务，只能去冲到金融市场去博一把，最后投资失败的话，就出现了跑路的企业家，这样的一种现象不容忽视。

一定要把金融的杠杆去掉，然后才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才能够做结构调整的补短板的问题。

补短板

中国的短板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就是最大的短板。我们以前的增长方式是靠招商引资，搭着跨国企业的便车去做出口，民营企业的出口也是看跨国企业做什么市场，他们也学做什么市场，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像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需要进口大量的海外技术部件或者是贴海外的品牌才能在海外市场赢得更大的份额，这个商业模式花去他们高昂的代价。

但是在过去因为有劳动力便宜的成本，地方政府给他们土地资源的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再加上税收的监管又比较弱，偷税漏税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讲白了，中国过去的企业最大的短板，就是靠成本的优势去争夺市场的份额，以此对冲技术高昂进口成本。再加上政府通过资源价格管制，给企业的便宜外汇和便宜的利率，便宜的油等。但如今都跟市场接轨了，这种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商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能够让中国的制造业生存的短板问题必须要解决，能不能有自己国产化的技术，去替代用高昂的成本进口海外的技术。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替代贴海外的品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这部分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我们自己的企业就可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短板真正的能够解决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盘活了。

由于中国的企业赚得到钱了，中国银行也敢给企业借钱，现在中国银行业不想贷给中小企业，不是他们钱荒的问题，而是企业经营赚不到钱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有钱也不敢贷。当中国企业把这个赚钱能力的短板补掉，中国银行业对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银行不会再把对公业务的钱，拿到今天对家庭理财的业务，然后通过通道业务又把钱送到金融市场理财，这样的模式就会改变，所以现在的短板就是实体经济的赚钱能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短板靠搭便车补掉了，这个短板就是我们靠跨国企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过去采取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短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非常糟糕的制约被掩盖了，因为我们是用海外招商引资的钱去服务实体经济了，所以金融短板都没问题。现在这个短板，由于招商引资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减少了，资本流入的结构也在在从长期变为短期，所以接下来的短板就是中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找到好项目的能力。以前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没关系，找不到好项目都没关系，只要跨国企业的钱能够找到好项目，我们搭他们的便车就行了。现在要我们自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我们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自己的品牌，这个短板一定要补上，不补上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不补上就会出现金融体系大量的资金不得不空转，从而滋生了股票市场场外高杠杆配资，P2P运营中采取旁氏骗局的“商业模式”。

二、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

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改革方向定得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地开始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是明年就立刻能见成效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中国30年形成的这种出口带动投资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立刻要转变为中国自己国内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难度很大。或者哪怕我们还是坚持一部分靠出口，但是今天全球的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复苏都非常的脆弱。2016年世界经济是不是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状况，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出口的市场，我不乐观。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增长方式，明年能不能靠出口的提升，再给我们时间，现在看这个时间都没有。明年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一年就要把增长方式转变过来，不太可能。

第二，我们2009年所做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做法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策红利的后遗症。到今天这种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要把这个包袱解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因为它在以下五个方面造成了我们资源配置效率严重损失的存量问题：

1、产能过剩。政府在2009年带着我们围绕整个大的产业振兴计划，后来是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光伏产业，这样投资引导，结果形成了全国各地，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都做了同样的投资，结果重复建设，投资过度，不得不恶性竞争，即使是光伏产业也因为价格恶性竞争，处在这个行业中的低端水平。现在这些行业都处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中。

2、全民理财。因为4万亿的做法是货币政策拿钱，财政政策投项目，银行的信贷跟上。这种投放资金过度，造成老百姓对今天票子发的过多以后，未来这个钱不值钱，放在银行你的钱一定会形成负利率，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息赶不过未来自己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今天把钱放在银行，都到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去理财，最后全民理财的结果是造成银行的资金流失，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下降，银行再把流失的资金拿回来，只能通过理财的通道，而理财的成本已经给实体经济增加了严重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后遗症，4万亿的包袱到今天，你要想把今天老百姓理财的行为转变为消费的行为，困难，短时间不可能。

3、国进民退。很多民营企业家4万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机会拿到政府的采购行为，最后他们把30年，2008年之前30年所创造的产业资本拿过来炒房，炒股票，出现了国进民退，民营资本退步了，去玩金融资本，而玩过金融的企业家，再让他做实业难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供给端的改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式，将改革的重任交给没有沉迷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和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创业才刚刚开始起步，要获得丰硕的成果，还起码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就想看到我们市场活力的再现有相当的难度。

4、贪污腐败。今天我们看到在那个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时代，以权换钱、以权谋私的现象非常普遍，居然成为了一条商业运行的潜规则。最后使得一些党性不强的地方政府官员，今天成为反腐倡廉的反面角色——为他们的贪婪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特征，那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从昔日过度作为到现在的“不作为”，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明年地方政府还是像现在这样不作为的话，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要实现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5、环境的破坏。政府过去的治理模式，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重资产，高能耗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应该把财政的钱用在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上，但却为了追求GDP增长给自己创下良好的政绩，大兴土木，这些都造成了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种慢性病，立刻要解决环境的问题，明年就办到不可能。所以环境的污染会造成我们有能力的消费群体移师海外，甚至未来生活都选择在海外。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的标准低，赚钱在中国好赚，但是现在中国的赚钱机会没有了，要生活的话，还是没有环境污染的海外更好，买商品更有安全感，这样的话，环境的污染造成了中国消费的流失，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产能释放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成长的烦恼。如果调结构的任务放在美国去到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他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在世界的前10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70位左右，这样一种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要解决今天的库存，解决今天的产能释放是困难的。一方面，中国40%的农村人口，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城镇化，他们的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消费还处在一个是解决温饱的水平，而达国家的追求幸福的消费范围各种各样，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高支出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目前达不到的。另一方面，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居住的居民，中高收入的人群较多，购买力的相对旺盛和公共资源(养老、教育、医疗、就业、商圈等非常珍贵，所以，大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积淀才能确保未来安心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货币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困难的。再者，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仇富心态的扭转，环境的优化，都是解决有钱不在中国消费问题的努力方向。

三、用好市场两种资源是化解中国经济各类矛盾的关键

     今天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就是人均收入要倍增，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带到小康社会。但是， 现在就有一个悖论问题来了，收入没有到小康社会，收入的倍增靠谁来买单，企业发力但是缺乏市场消化能力的问题，就是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给我们带来的成长的烦恼。

     所以解决成长的烦恼，我们应该用好政府指出的两种资源：在国内先解决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等的问题和税收问题，以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实施“互联网+”战略，把制造业的高成本通过服务环节的创新将成本降下来，从而确保中国劳动大军在碎片化的时间，在确保诚信的环境中，进行消费，积少成多，也能释放出国内足够多的产能；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上海自贸区，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的方式，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全靠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量来解决中国今天要实现的五个方向的转变，那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成长的烦恼和过去积极的政府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今天负资产，以及30年所打造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东西都不是明年一年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

    当然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当作一项竞标赛，最后为了达标，又是政府出来解决。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加以支持，因为政府手里面没有钱，你叫它减税，它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减税等于政府财政收入没有了。政府已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已经很薄了，还要完成减税的指标，只能通过货币的印发，来解决减税的政府让利所需要的资金。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又是政府带着我们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把今天政府干预市场的后遗症留在了未来！所以，现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绝对不能够依靠政府去购买楼盘，政府拿钱去消化今天的产能，政府去通过印钞票降低资金的成本，如果一切的问题又回到政府来解决的话，未来的后遗症是更加得严重，现在的关键是要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上海自贸区的探索负面清单改革的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