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几点思考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去年5月，习近平在出席亚信上海峰会后指出：上海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系统性、普惠性政策文件。《意见》提出，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发行上市制度，推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立创业基金，扶持创业创新发展。一年一度的全国最高级别的金融峰会陆家嘴论坛即将召开，今年的主题之一是讨论关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笔者通过最近赴美(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的调研和前期赴德日考察和在那里生活的经验，越来越感到中国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我们怎样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步伐来扶持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因为它们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真正栋梁。

一、创新不能追求“短平快”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原动力，但不是摆脱危机困扰、改变经济低迷格局的救市政策。经济学家熊彼特曾阐述过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困局的秘密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需要较长时间的孕育、发展，才能最终形成改变经济发展格局的活力。事实上，根据我们对硅谷、深圳、中关村等地的调研，大多数的创新型企业，他们进入盈利状态大致需要七到八年时间，即使随着IT技术的发展，这段时间也只是缩短至三到五年。所以如果仅仅根据企业的财务状况来判断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是经济增长规模还是就业规模），都是不合理的。

二、创新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无法依靠传统的成本优势。过去二十多年低廉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政府对要素价格控制的资源补贴红利、以及与跨国企业携手打造海外市场的全球化红利等，是中国制造业将中国经济带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支柱，并且制造业的发展对解决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业增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的制造业并不具备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过去我们为海外的核心技术所支付的高昂代价由上述各种红利来对冲，当这些红利不再存在，传统的成本优势也不复存在。也有观点认为可以由高技术产品来实现高溢价，从而消除成本压力。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高速发展的时代），技术溢价（以产品的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价格）并不是无止境的，性价比才是制造业产品竞争的核心。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因为缺乏创新动力而长期陷入经济危机的困扰（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和停滞不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比如现在的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未来中国企业如何发挥这些年来向外国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技术积累优势，充分调动海内外优秀的青年人才，依靠本土创新能力的培育来替代依赖进口海外高成本的核心技术，重新打造“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性价比优势，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创新是当下中国制造业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

三、建设创新中心以形成新兴产业链的集聚效应

         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活力的形成需要有较为强大的经济规模来支撑，而产业的集聚会带来可观的规模效应，过去以项目研发为核心的呈星状分布的创新园区已经无法适应后危机时代全新经济生态链的构建与发展。近期制造业强国德国提出了以物理信息嵌入模式的“工业4.0”发展计划，它和美国曾经提出的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所基于的概念在本质上一脉相承，都是强调一个全新产业生态链的构建，这有别于早期工业革命是由单项技术（如蒸汽机）带来产业升级的变化。因此，今天提出在上海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正是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由各项技术合成的产业链的创新，而只有中心具备的集聚功能才能完成构建创新产业链的需求。硅谷模式、深圳模式、中关村模式都展示了这种创新集聚效应的生命力。

四、政府是创新的引导者

        从现有的创新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看，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创新型企业的成功概率非常低，需要庞大的基数来实现成功者的脱颖而出，而在最初投入资金的时点，不管是政府资本还是民间资本，投资者很难判断哪类企业未来会产生可观的利润。过去政府所推进的“火炬工程”模式，对少量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的做法，限定了创新型企业的基数，往往不能获得理想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作前期引导资金的扶持，民间资本很难形成内生动力去服务这些风险极高的创新项目。政府以少量资金投资大量企业，扩大了创新型企业的基数，也为民间资金的进入腾出了空间。

          我们了解到，美国政府在硅谷模式中采取了“撒胡椒面”的方式:降低创新型企业的准入门槛，大大增加创新型企业的注册数量；在第三方投资团队（如天使基金、民间技术研发中心等）的技术评估的引导下，公平地、适度地给予通过筛选的各类项目以资金支持;在企业研发的中后期对评估价值较高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借鉴硅谷的成功经验，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放宽注册门槛，对于大量创新型企业分别予以少量扶持资金，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入，并根据专业团队的阶段性评估给予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缓解创新企业前期高投入低回报甚至无回报的压力。

五、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引入民间资本的重要保障

         在政府引导资金的支持下，我们还要加快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提高这类投资风险释放的能力，否则民间资本投资这类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从而导致投资好项目的机会丧失所带来的民间资本不得不大量进入他们不擅长的金融投资领域的问题，而由此造成的资产泡沫现象会严重阻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步伐，甚至使得政府扶持创新项目的努力也会化为泡影。同时民间资本的参与能改善政府单独投资创新型企业效率不足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到对于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扶持在它们的初创期，天使投资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都会以持有相当比例的干股作为投资的前提条件。由于创新型企业需要金融扶持的时间比传统企业长很多，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吸引风险偏好不同的各类投资者参与，让初期投资者转化资本、分散风险、获取回报的周期大大缩短。为此上市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应尽快实施，并尽快完善股票市场的转板机制和退市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也非常需要有一个补充股权市场的债券市场，这样他们就能够通过拥有经营主动权来贯彻自己的项目目标价值的实现。所以美国硅谷模式那样建立一个中长期的垃圾债券市场，不仅增加了利率市场化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债券品种，以解决如养老金、保险金这类中长期投资机构的产品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创新型企业家重视自己项目价值的理念。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引入兼顾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双重利益的手段，债转股等机制设计。

六、打造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为了让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有利于上下游产业尽快分享创新成果，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同时确保创新型企业的后续研发投入，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完善有序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日美两种不同的转让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借鉴。日本关联企业之间的成果转让方式是充分利用了日本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由创新成果买方的关联企业作融资担保，支持旗下关联的创新部门或小企业的研发支出，避免了受外部投资者多重利益的干扰，但是这种创新成果转让模式有着一个致命的内在缺陷，就是创新成果的社会投入取决于前一代技术转化成商业利润的饱和程度。虽然创新动力来自于大企业面对的庞大的客户市场，但有时滞后的创新成果转化大大降低了效率。相反美国的创新转让模式借助于公开的市场竞价机制，实现了企业家创新成果及时和经营绩效对接的目标，同时也提高了美国整个相关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但它的缺陷可能是企业家把精力更多地分散在自己并不擅长的投融资环节。

七、制度建设和投资人才的培育

         创新成功与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但是从整个缺乏高校资源的深圳模式来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如企业准入条件、有弹性的税收政策、人才迁移的户籍制度等），才是深圳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我们无法排除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企业未来成长性初期评估出现的“判断失误”的问题，而良好的创新制度是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去去克服由此造成的初期融资困难的挑战。比如，像今天的腾讯那样，在没有得到当时政府引导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够充分享受深圳创新扶持制度的优越性和天时地利人和的投资环境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成长为今天的世界级的巨人企业。其次，如何引导民间投资者成为专业化的创新项目的投资主力军也是当前造成中国创新市场缺乏活力的最大瓶颈。为此，中国需要强化对投资者的专业化培训和指导，培育出一批理性的价值投资者。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创新却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以科技创新中心的形式打造新兴产业链集聚效应是创新成功的有效战略。为此政府投入少量资金扶持大量创新型企业，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则，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建设并完善与此相关的金融体系和制度，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打造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培育创新所需要的投资人才，是提高创新成功率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