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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没完成劳动力优势未失
周玲 东方早报 2010-9-1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沿海城市出现用工荒,并且导致以富士康为典型的大型制造企业内迁寻求竞争力。针对这种现象,有专家诊断为中国制造业正遭遇“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消失将迫使工资上涨,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占比。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昨天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同意“刘易斯拐点”的提法,并称沿海城市的“用工荒”则是暂时的现象,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城市化推进吸纳的劳动力还是会释放出来,何况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

  眼下的客观现实是,珠三角制造基地劳动力缺乏,大量的企业产能无法开足,这种状况迫使企业提高工资或搬迁工厂。

  孙立坚昨天表示,沿海城市用工荒主要是金融危机来临后,为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启动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包括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这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在家就近而不愿意前往沿海城市打工,“但是这种变化是暂时的,等政府主导这一城市基建告一段落后,这些吸纳的劳动力还会重新回到一些主要城市寻求工作”,“目前中国的内需仍然在大城市或靠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城市,工厂搬到内陆后,如果内陆市场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那么企业将来还会搬回沿海城市或集中在内陆几个主要城市,不可能全面开花,企业会自己核算成本优势。”

  孙立坚还表示,国外出现“刘易斯拐点”是伴随着国外经济结构转型完成,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远远没有完成。“大企业在转型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会向城市的中小企业流动,中国劳动力仍然会很充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持续到2020年,不过对此我有质疑。”按照孙立坚的判断,这一时间应该会更长。

  不过与专家分析不同,企业更多是用脚投票,富士康、伟创力、惠普乃至联想都计划把工厂前往内陆城市,至少说明企业目前认为沿海城市成本过高。加上内陆城市的引资需求而给予政策红利,会加速大型企业工厂的内迁。高铁等交通建设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使内陆产品短时间内可运输到各沿海主要市场。这种内陆设厂、市场营销放在沿海等大城市市场一旦模式稳定成熟,也会在各行业有“击鼓传花”效应。

  孙立坚称,内陆基础实施的完善会加速工厂内迁,但是市场仍会放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市场,很多内陆中小城市消费力仍很小,“现在的这种内迁不会使所有内陆城市都有机会, 而是某几个城市集中承接了这种工厂,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效应,发挥出规模的经济性。”他表示,目前这种全国铺开建设引资设厂要谨慎,将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工厂选址会非常严格,只会选择产业集聚明显的地方立地投资,这样才会有可观的成本节约效应。但是,工资水平是刚性的,向下调整在成熟国家也很难做到,所以,一旦暂时的农工荒推高了劳动力成本,那么,将来过剩的劳动力就很难靠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调整来加以解决。这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市场活力。何况目前大量低工资水平但解决中国大量就业问题的中小企业利润还很薄,很难抵挡涨工资,人民币升值,节能减排成本增加等“政策叠加效应”的冲击,而相对具备产业升级的垄断大企业利润高(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动力也不足),但加工资的能力却很大,不过这样大公司加工资,中小企业很难加工资的局面不仅会使得中国贫富分化的问题变得更为严峻,而且,产业空洞化、金融泡沫化(中小企业的产业资本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等形成金融资本)的现象会日益明显,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向“又好又快”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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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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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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