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写在上海自贸区正式揭牌之前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

离上海自贸区正式揭牌仪式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些天来上海各界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争取离这次李克强启动的“制度红利”能够越近些。虽然，今天大家通过集思广益、深刻挖据，对上海自贸区的重要意义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了较高程度的共识，但是，对自贸区未来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区别于以往“政策红利”(保税区、工业园区等)的新探索，认识不足，甚至判断这轮“制度红利”是否出尽，还在期待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是否会为园区出台一套特殊的优惠措施，或者还在等待国家尽快公布一个“先放开管制”所涉及领域的“清单”，以便明确自己的着力点和制定出自己争抢红利的计划表。于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今天反而导致不少人对“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非常迷茫，但又为了不错失即将到来的这次巨大的“红利”机会，很多机构已经在争先恐后、想方设法要找出一个“创新”的理由，争取能挤进到这28.78平方公里“弹丸之地”中去(相当于上海面积的1/226)，于是，刹那间，园区内的“寸土”还没有货真价实的“开垦”，就已经变成了能够形成巨大财富价值的“寸金”！

我觉得今天不管“自贸区”的繁荣，是靠“服务贸易”拉动，还是靠“投资便利性”的机制取胜；是靠“税收优惠”的覆盖面进一步拓宽所产生的吸引力驱动，还是靠建立一个大胆的“金融开放”环境来支撑，都不能离开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阶段、禀赋制约、虚实比例等因素)的发展准则，也不能违背市场规律来盲目构建一个不可持续的、“同质化”的“创新驱动”模式。所以，这样一种高难度的要求，就必然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境内关外)战略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货物贸易管理上的要求变化)：

“一线放开”，是为了通过(尤其是要素市场)对外开放，比如，引进人民币离岸业务，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等，来倒逼我们的各级政府的管理机制要尊重和引进市场规律，从而打破过去遗留下来的、靠我们自己难以推翻的垄断格局和行政管制壁垒；“二线管住”，就是要确保这一轮的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将任何危及“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社会安宁”的“做空”中国经济的力量牢牢地挡在国门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上海自贸区的管制“放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和保税区一样，是“别人没、自己有”的一种政策红利的分享，而应该看成是检验自己创新驱动能力、转换打造财富方式的尝试——如果成功，那是自己的付出，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所得到的应有的回报，而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更不应该产生“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失败，那是自己准备不足、内功不够的真实反映，而且这种由自己决策所造成的错误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不应该由国家埋单(这也是过去的“政策红利”与现在的“制度红利”的最大区别处之一)；

如果今天一开始我们追求的未来“风险可控”局面，被理解为今后失败是由国家埋单，那么，今天大家奋不顾身、争先恐后的“进场抢位”的心理和“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不同程度“保守”态度，就非常可以理解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上海自贸区建设，应该看成是上海政府勇于承担“探索国家转型模式”重任的举动——以自己“先行先试”的改革步伐，为全国提供一个“尊重市场规律、又能防止市场失败”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在启动初期，实际上就是一项“放松管制、提高监管效率”的“试错过程”)！而所有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也都应该把他们看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家；换句话说，大家要从现在对上海率先拿到自贸区的“羡慕”乃至也向国家“争抢蛋糕”的浮躁之心，转变为“自己应该去深思如何才能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打开更多适合自己生存空间”的这份“冷静和责任”。只有这样，今天中央政府提出的上海自贸区模式今后的“可复制、可推广”要求，才有可能形成未来的一种“市场机制的复制和效率监管模式的推广”良性局面，避免各级地方政府无视自贸区是为了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活力”的宗旨，重蹈覆辙，为了争抢自己片面认识的“政策红利”，再次大搞起忽视地方发展承受能力的、同质化的投资！

另外，坦率的说，我觉得今天“负面清单管理”的最大难处，确实是在金融领域，尽管教科书的“开放理论”告诉我们：安排好一个合理的开放的顺序能够大大地减少由此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概率，但是，如果让过去延续下来的大规模的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方式和正在自贸区培育的要素推动的增长方式“共存”的话，那么，即使金融开放的顺序得体，开放过程中的繁荣格局也十分明显，但只要一旦伴随“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在国内发生，最终还是无法避免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泡沫经济和90年代后期东南亚所陷入的危机状态。一句话，比“顺序”更重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匹配”！我很早在《解放日报》(见2011年5月8日)思想者栏目中，用了6000字左右的篇幅分析了“为什么制造大国难以成为金融大国”的问题，指出了要素价格的波动是制造业成本增加、竞争力下滑的根源，而却是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和创新活力的所在。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问题，尽快形成崭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我们今后应该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匹配机制”的设计问题上，而不能放在简单、死板地去记住金融开放“顺序”的教条上(我在接下来的第三点分析中会重点展开，请期待)。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先向今天过于乐观的看待自贸区“红利”一抢就会有的人，提出三点忠告：1.你要了解要素价格“超调效应”(放松要素市场管制，价格反弹时点和程度，都要先和高于资源配置优化开始的时点和程度；这在制造业开放中比较少见)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否则，你靠资金滚动的盈利模式会害了大家，至少会让自己“犯规”的行为，承担先出局的代价。2. “要素投资高回报”的收入“红利”，偏向技术精英和金融人才(遏制要素投资者回报的措施就等于抹杀了要素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结构变化”会不会出现像美国今天那样“贫富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利益冲突事件。在中国一旦出现这种小概率事件，你的致富方式是否还能维系？3. 区内与区外之间(一线与二线之间)，若存在一丝“监管漏洞”，（根据大量的国际经验）就很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也是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的最大的不同点之一。你的“见好就收”的胜算和抗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会高于海外的机构投资者吗？一句话，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

(待续)

.下一篇预告：

上海自贸区建设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