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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为了欧洲的命运而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

 

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830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第六次正式访问,而且是又带着她的经济决策团队第二次来华访问,可见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感非同一般。虽然,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她会谈及今天国内外共同关注的南海岛屿的争端问题,也会表达德国对叙利亚问题的强硬立场,甚至也不能排除她会触及西方世界与中国社会长期对立的一些敏感的价值观冲突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此次默克尔总理的到来,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演变成欧洲银行业不良资产攀升所带来的恐慌性挤兑风险的严峻时刻和德国经济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所带来的出口增长受阻的挑战之中,选择了自己最大的竞争伙伴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中国的访问,所以,毋容置疑,它的经济意义远远超过了其他政治和社会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目前欧债危机向深处恶化的格局非常不利于欧元体系的长久稳定,要说服德法债权国的纳税人继续投钱去挽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偿债能力开始恢复的欧猪五国,难度确实很大。尤其是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利率负担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债务国内心更失去了开源节流、割爱“福利”、尽快清债的内在动力,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变得更为突出。作为区域内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德国,绝对不能容忍让自己的资产被这样吞噬掉。虽然,德国也很清楚庞大对外资产的积累恰恰是来自于欧元区国家的市场规模效应所致,这几年更是因祸得福来自于欧元对外竞争力的优势所致,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德国是今天欧元区最大的得益者,自己脱离欧元区或者欧猪五国走向破产所带来的欧元解体的局面都是对德国来讲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如何找到维护欧元体系的稳定和降低摆脱欧债危机的救市成本这两个对立目标之间最佳的平衡尺度,是默克尔这两年最伤脑筋的地方,也是默克尔此次访华最大的动机之一。如果此次中国能够和德国签署更多的关于德国主导的、欧洲这些年来积极推进的低碳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合作和购买的协议,如果还能让中方进一步开放中国国内的市场和降低对华投资的门槛条件,那么,默克尔就大功告成。因为德国一直希望欧洲的这一全新的产业标准能够在中国巨大的产能和市场推动下,尽早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它不仅能够改变过去欧洲技术受制于“美国标准”的被动局面,而且,由此带来的欧洲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效果,还会加快后危机时代欧洲经济率先全面复苏的步伐,实现德国试图用新的增长势头去填补没有增长环境下靠援助也无法填补的债务黑洞这一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对于西班牙债务卷入后造成的苦不堪言的债务压力问题,作为债权人的德国,绝对不愿模仿作为债务国美英所采取的让自己的央行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它们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债务负担的这种方式,因为这样做会让德国人的勤奋和由此带来的德国的欧元财富积淀付诸东流,所以,游说中国政府购买一些欧洲债券和债务国企业的控股权,并突出强调欧洲在低碳技术和相关市场领域未来所展示出来的强大国际竞争力,以此让中国人放心投资——只要度过当前的难关,欧洲就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回报,这就是默克尔此次访华的第二个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默克尔团队一定会反复跟我们强调现在是最佳的介入时机。无容置疑,对债权国德国而言,从中国那里得到资金援助要比让“身在德国”的欧洲央行用货币化的手段来解决债务危机,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这也是今天世人为何指责德国拘泥于“债务国自身努力,债权国适度援助”的单一方式来解决危机以至于让欧债危机的状况、解决方式及其时机变得越来越糟糕的原因所在。

总之,我感到中国今天对德国的诉求要一分为二的来看,首先,德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都是靠实业起家,积累了相当的产业技术、宝贵的人力资源,这对中国今天还是靠制造业立国的发展阶段而言,无疑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合作渠道。何况在新能源开发和低碳技术以及相关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前瞻性的行业上,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即使今天中国在太阳能等少数领域已经形成了可以与德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地位,我们也要告诫自己:知己知彼才是让产业永葆青春的秘密所在。

其次,我们也不能否认,欧元这种超主权货币机制也暴露出了抗衡外部冲击和调整内部失衡的巨大脆弱性,甚至欧元未来的波动也会给我们在欧洲的投资带来不可忽视的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不断积累以欧元币种为支撑的欧洲金融资产确实存在不小的风险。

第三,今天欧美之间关于未来低碳产业“标准”之间的竞争一点儿也不亚于80年代期间美日在IT产业的互相竞争程度,选错了未来“标准”都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产业竞争力嘎然而止的被动局面。

由于日本当年的以电脑软件语言为代表的IT标准没有成为世界的标准,所以,不仅是前期的研发投入付出东流,而且在由此形成的产业链上的各大企业都出现了事后“产能过剩”而导致衰败的格局!相反,美国微软和苹果等公司所打造的“窗口”标准,引领了全球IT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带动了依据“美国标准”而形成的产业链上相关行业和企业投资及其利润的迅速增长。

所以,和德国的合作与和美国的合作,我们都要注意其中哪个“标准”未来占优的问题,千万不能盲目跟随,更不能好大喜功,因为在当今周期下行的时候,还无法看清未来市场会接受哪种标准——任何盲目的跟风扩张都可能造成因方向错误导致未来“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

当然,今天最理想也是最富有挑战的应对方式是:我们要善于投资欧美有竞争力的实业部门,充分吸收两种“标准”中的各自优势之处,努力打造和不断完善未来能够左右世界产业发展方向和争夺财富创造主导权的“中国标准”——这也正是这两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追求的“自主创新”大国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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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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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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