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为何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究其原因，固然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失衡结构下各国经济抵挡外部冲击的能力会十分有限的问题，二是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金融创新滥用到一定程度会让一部分不知情的投资者在毫无风险意识的情况下输得血本无归的问题。于是，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让没有参与全球化财富创造的主体去无节制地“分享”财富，也不能让不受监管的主体去施展大多数人看不懂的金融创新能力来“管理”这些财富。但是，为了缓解这两种性质的问题对我们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将自己创造的财富和自己的生活质量改善联系起来，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如何将我们不断创造的储蓄转变成我们可持续的消费。如果这种消费为国外厂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那么这就会使我们的贸易顺差得到越来越明显的改善。否则，事前的消费扩大行为如果只是在中国厂家生产能力的范围中，那么，它不一定就能带来事后贸易顺差减少的结果。

今天，我们迎来了共和国60华诞，中国的消费水平的增长方式在长假中将会受到最好的一次检验。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广大消费愿望虽强烈、但今天还是处于低收入的阶层，它们为了每一天的生活而在计算着自己每一天的开支，它们往往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很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虽然，每个人的消费水平十分有限，但是，他们整体的消费水平支撑了中国今天基本的消费力量，即使危机爆发以后也没有导致中国消费水平像欧美那样出现大幅度的回落，这就是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第105位的真实写照。当然，要想短时间内提高这大批人的消费水平，以此来替代危机前那种由欧美消费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格局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它需要我们加快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需要我们创造更多收入稳定的就业机会。一旦在这方面有起色，他们的消费收入弹性会很高，会有非常明显的消费规模出现。但是，今天当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中国企业的盈利模式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消费的回暖就不可能主要来自于这批实际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的消费人群。尽管如此，不能否认政府正在通过三农政策、中小企业发展扶持计划等来解决更多人的就业机会，以保证大批想消费而没有能力消费的人群能够进入市场的积极意义。

二是一批白领的工薪阶层，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分享到了实际收入增长的好处，他们在满足基本的生活水平之后，非常向往更有品位、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于是，这就带来了对自我消费能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往往集中在婚前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他们选择了先负债、先享受后偿还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政府鼓励买车买房的减税政策，对这批人的消费水平的推动会非常明显。但是，他们有限的消费能力还是通过事后高储蓄、省开支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证明。而且，当前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会使得这批人今后的消费水平将受到更加强烈的约束。另一种往往集中在大龄或婚后的青年人群中，他们考虑到住房、医疗、育子和养老的支出负担，就会表现出心有余悸的特征，常常在消费的选择中“忍痛割爱”，取而代之的是积极地进行“预防性”储蓄，以防后患。为此，中国政府目前也在不断推动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的改革，以努力减少这批中间消费能力群体的后顾之忧。

三是少数企业家、金融投资家、高薪收入的“精英”阶层，他们通过自己的机遇、胆略和勤奋、甚至“权力”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即使他们现在受到危机冲击失去了目前赚钱的机会，但是，这丝毫阻挡不了今天他们利用难得的闲置时间去寻找彻底的身心解放的娱乐机会。我们不经意的就能发现，他们丝毫不吝啬自己的钱财（也许他们的钱财已经超出了需要左思右想的慎重思考时期），只要有好玩的地方，有一流的服务，有引以为豪的品牌商品，即使价格再贵，他们也会“赴汤蹈火”。尽管从人数上看，他们只占中国人口的两成，但是他们却拥有了中国财富的八成。正是他们这种旺盛的消费能力使中国今天攀上了世界奢侈品第二消费大国的宝座。显然，这样的消费方式是不会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直接贡献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指责，至少这批富人中的一大批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是为中国经济的就业、财富创造做出过积极贡献的。

但是，今天影响这三批人消费能力的政策设计已经越来越开始显得十分重要。其中，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政策设计就是如何将中国宝贵的储蓄转变成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政策设计更多的是扶持股票市场的市值水平或含有水分的楼价继续保持稳定，以保证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的融资能力和财富保值能力，而不能使其成为识别好企业的选择场所和回归“安居”的本来意图，那么，追求市值（房产的升值效应）和跟随中央“政策”走的资金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落后的环境下，很容易形成追涨杀跌的合力，以至于政府在市场应该释放泡沫风险的过程中却不得不人为的去“托市”，以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不被动摇。尤其是最近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势就有这样的因素显现。于是，资本市场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收益膨胀过快，风险释放不足的格局，造成产业资本越来越少，民间储蓄结构（风险资产比例增加）的流动性越来越差，这严重影响到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资产膨胀，而且通过增加优质企业的融资能力来保证产业资本的规模，使金融资本能更多的为产业资本服务，那么，经济基本面的好转所带来的资本市场的持续繁荣和老百姓收入稳定的增长，就会让中国大众更有底气的消费。否则，产业资本不断转化为金融资本，而资本规模越大的市场投资者会在这种“零和博弈”中增加胜算的概率，最终财富就越有可能集中在富人的手中。如果富人的消费和白领阶层甚至贫困阶层都进入同一个市场，那么，后两种人的生活负担会变得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的内需被“鼓动”起来了，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也会让这种消费模式变得不可持续。结果大量中国资金的外流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残酷事实！总之，通过“扶持产业资本”的政策来解决中国今天消费能力不足或不平衡的问题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的政策设计是强化我们的“服务质量”问题。尽管今天要求我们的企业去生产世界一流的奢侈品非常困难（我们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注意到今天世界一流品牌商店中，最多的是外国顾客，而外国顾客中中国人又占了多数，他们买东西只讲究品牌，不计较价格，对这样的消费群，店家都调整了销售战略，雇用中国员工上岗，或会讲中国话的当地人优先采用，当然这也是一种间接地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但毕竟效果小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依托外国厂商的生产能力，争取为他们提供销售服务的机会，而且注重和外国服务业一样的一流服务质量，那么，我们至少也能在拥有8成财富的2成富人阶层的消费中分享到可观的财富效应。另一方面，决策层要通过充分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鼓励富人将自己雄厚的金融财富转变为企业自主创新所需要的产业资本，并通过事后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来提高它们事前转变成慈善基金、天使基金的积极性，以填补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创新类企业越过其“种子期”阶段所存在的巨大风险的缺陷。同时，要适当增加财富在家族世代转移的成本，比如，导入遗产税等。这样也能避免不劳而获的现象对中国社会和谐基础的负面冲击。

于是，不管是富人“消费”还是“投资”，它们所带来的事后市场自发的财富再分配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效应要比政府花钱承担产业结构转型成本的效果会更快更有效。比如，今年国庆旅游行业“海外游”特别火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旅游行业注意到了富人“消费”的意识，通过提供一流细致的旅游行程、安逸的住宿、高品位的景点和特色的美餐，不仅从富人慷慨的消费中弥补了高开支的成本，而且，也获得了高附加价值服务所带来的利润。如果这样的倾向能够持续，自然市场从事旅游行业的人群就会增加，服务业转型的产业结构变化就会自然形成。今天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外国的旅游公司特地到中国来找这群富人。总之，贫困阶层和中间白领阶层的消费能力需要中国结构性的变化才能推动，但是，富人阶层的消费能力是可以通过短期内优质的服务水平提高将它转变成健康的产业资本和8成人的财富效应。这对不断健康化消费倾向的培育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天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状况下，中国消费能力的释放是有限的。但是，通过财政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来“刺激”消费，一是需要时间，二是社会协调成本较高，最终果不见得理想。为此，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富人经济”，通过他们的消费或投资来带动中国整体的就业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比如，大力发展国外的旅游消费，或建立外国品牌的中国消费网点；或者容许私人资本进行高附加价值的教育产业投资等，那么，市场推动的这种自然而然的财富再分配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效果将是成本最低而且质量最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控制某种方式的富人消费所带来的严重的外部“负面效应”，比如，富人的房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约束下房价进一步“被”推高，其他两群人的生活负担会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