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将再次力推其“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希望此共同体应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而且，考虑到各国不同的政体，这个共同体目前应该主要致力于经济合作。事实上，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数据，上述国家在去年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23%，同期美国占24%，而欧盟占30%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对这个合作平台的功能和期待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无法在实施细节上有能够超过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FTA)的或清迈协议(CMI)框架”的更多可操作性方案。尽管如此，亚洲面对的“后危机时代”的课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何从以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拓展到另一个由亚洲自身的区域合作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且，这种增长模式的主导权将决定亚洲未来脱离美元经济后的发展命运。

一、 亚洲增长模式的缺陷

回顾过去，亚洲尤其是日本带头启动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走出了与同时代欧美完全不同的繁荣景象，这种靠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也留下了和美国靠金融业主宰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后遗症——这可以用创造财富的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来加以描述：

也就是说，对于“上游产业”而言，因为它具有控制“有形”（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和“无形”（比如，技术、标准等）的生产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够通过自己拥有的“定价权”从产品创造的全部财富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中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禀赋”这种资源优势，只要经济繁荣，它们就能搭上便车。而亚洲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另一种是拥有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上述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非常可观的大头部分（最近走访俄罗斯的时候，也注意它们石油界因为没有发达的“价格主导”的金融市场，所以，自己的命运很大程度受到了美国原油期货市场风云变幻的冲击），显然，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方面，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某些技术和品牌上能够欧美企业不相上下，但是，它们的这种优势缺乏后续下游产业的支持，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消化产品的庞大市场和与之配套的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产业，所以，这次欧美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样凸显出它们这种“单边优势”的局限性。这也正是这次日本率先提出的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所在。

对于接下来的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如果没有其他上游产业的优势和下游产业的扶持，可能只能在单位产品的价值创造中拿到其中威不足道的部分。比如，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国内就业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却是有限的，中国人均收入目前还处在世界第105位就是这种增长模式的真实写照，这也带来了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无法再上一个台阶和与之相呼应的产业结构转型的“烦恼”，另外，更大的挑战可能是这种增长模式给环境和生产资源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处理不好的话，还会使这种增长模式因为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亚洲经济共同体能够通过技术转让，资源共享的方式来降低中国制造的“生态成本”，那么，以中国为制造中心、甚至消费中心的经济合作模式就会使得亚洲各国都能够从摆脱美元单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分享到一个健康“多赢”的效果，从而在亚洲各国齐心协力的努力下，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个“后危机时代”亚洲共同繁荣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最后，当产品制造出来后就会进入一个需要用高质量市场服务去将产品转化为我们所渴求的财富。一般而言，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是处在创造“商品和服务”社会消费机会以及为社会保管后续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虽然地理环境有限，但他们利用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和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活动一样，大力发展服务业，明显在下游产业中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尤其美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强势功能，这也是即使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也没有撼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相反，靠这种垄断优势，导致美国的市场风险全球在共同承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局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亚洲国家都看到了自己增长模式的缺陷——靠美国市场过度的消费能力（其中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东亚金融的脆弱性也助长了这种虚假繁荣的格局）所获得的宝贵的美元财富（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在积累，而日韩民间美元的规模也相当可观）也因为缺乏流动性或由于美国资产价格的破坏以及美元贬值的压力而在经历或承受着其财富价值不断“缩水”的巨大压力。这也是亚洲经济共同体今后需要挑战的重要课题之一。

总之，亚洲经济共同体基于亚洲国家“多赢”的基础，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我也在各种场合建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为亚洲目前拥有的全球三分之二美元财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以弥补亚洲债券市场目前过于分散、缺乏流动性的缺陷。同时，作为增强亚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又建议将现在主要用于防范东亚危机目的的亚洲货币基金注重流动性的运作模式拓展到亚洲共同基金的新模式（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要比各国现有的主权基金运作模式强），在“后危机时代”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亚洲金融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去共同投资欧美市场相对强盛的资源性龙头企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品牌企业，也包括发达的二级市场所提供的优质的股票和其他定价机制透明化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我们拥有的庞大的亚洲美元的投资效率和财富效益。一旦这种金融合作的基金运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规模效应，那么，亚洲共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跟华尔街媲美的“财富管理中心”。

二、 降低“转型成本”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

这里还想多说几句的是，亚洲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主导权（比如，人民币国际化、亚元经济圈等），关键还是取决于亚洲能否率先走出一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崭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新技术、新标准等）。否则，美元的主导地位靠它现有旺盛的技术创新（教育产业）的活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一流的品牌及专利等“无形资本”，很难被他人撼动，更不用谈被替代。显然，今天关于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变得“剑拔弩张”，围绕“低碳经济”理念的新标准制定和产品研发各国都在马不停蹄的进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早就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这是争取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争取发展主动权的一个具体表现），他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另一方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从高碳排放的生产标准和产品制造转变为低碳经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产品的附加价值比以前更高，而且转型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消费能力的约束不仅需要社会上下有放眼未来的共识和胆略，而且更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比如，美国和日本当它们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进入12000美元以上，我们才观察到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在下降，欧洲比较早，在人均5、6千美元以上，就出现了和美、日一样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的下降格局。也就是说，欧洲社会保障功能较强，政府公共投入力度较大，所以，旧行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可以通过社会的扶持，解决他们失业所可能带来的生存问题和为寻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以及寻找工作的成本，而美、日相对转型的成本个人要承担的更多一些，于是，没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就不可能形成自发的市场力量，即使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很难推动，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但是，随着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气候变化问题急剧升温，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机会”在于我们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高成本”产品的制造现状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的社会消费的繁荣时代，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而靠自己目前的力量去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有可能回到这场危机前的“被动”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只有大家开诚布公的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于是，这种财富效应在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安排下（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定能够带来全社会整体的实际购买力的提高，而不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那么，那时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巨大的消费潜力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一定会比美国靠滥用“金融创新”催生的消费冲动更有可持续性也更加健康。同时，在亚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国，一定都能够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后所取得的丰硕的、安全的财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后危机时代”东亚经济合作共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