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台湾参加“金融海啸与两岸经贸”论坛、正准备做题为“后危机时代的课题”的讲演之前，得到了来自媒体记者传来的关于中国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信息：经济增长达8.9%,CPI和PPI的环比9月份也出现了小幅反弹（0.4%和0.6%），而且，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还略超了第二产业。但是，尽管这些信息令人振奋，但我们还是很难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而到了可以结束救市政策的阶段。众所周知，依靠今天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才能从今年上半年以来，保持着经济增长的复苏势头。其中，政府的公共投入带动着中国经济擅长的固定投资，从而弥补了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的困境（不过，从第二季度开始，外部市场的需求开始恢复，但其消费者的偏好开始从“时尚”品、“财富增值”品转变成对价廉物美产品的喜爱。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劳动密切型产业无与伦比的价格竞争优势，于是，最近贸易顺差的回复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危机前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沿海东部地区现在经济复苏的态势明显落后于政府扶持的中部和西部。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同步救市计划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带来了世界经济明显的回暖势头。但是，欧美国家的就业状况的恶化程度依然令市场担忧。不过，还是有不少学者从当前经济数据普遍“转好”的现象中，作出乐观的判断：即经济靠政府救市的危机时代即将结束，而“后危机时代”可能首先将面临这场危机各国政府所选择的救市方式（大量注资等金融手段）所留下来的“高通胀风险”的后遗症。

至少在中国方面最近也反映出一些令政府担忧的问题：首先，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信贷增长却增长过速、外汇占款增加明显（其中M2同比增长29.3%，M1为29.5%,M0为16.0%）、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倾向也已经显现，尤其是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在没有“商品市场”盈利的局面下，将其资金投向了貌似财富来得快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局部地区的楼市价格在危机中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调整的状况下更是在一路上扬，从而增加了当地居民和企业的生活成本和商业成本。而且，大量的游资又在乘“虚”进场，于是，虚增的资产泡沫可能会通过大众的“货币错觉”，造成消费过旺的态势，从而产生由这种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通胀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这种机制造成通胀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尽管PPI和CPI的环比都在有所抬头（我认为，那是价格破坏后所应该出现的修复上升，而不能把它过度的夸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政府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让“资产泡沫”软着陆的难度和成本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大。另外，目前国际要素市场价格也在反弹，如果是国际金融资本再次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会为自己的财富效应带来机会，那么，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那种由金融大宗商品投机所造成的生产要素通胀可能会重新席卷而来，如果我们那时无法抑制“支撑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实业投资，那么，我们还得面临输入性的通胀，不管怎样，这一轮通胀很大的可能性是先起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形成通涨格局，中国自身通胀压力已不可能凭空而起，一部分开发商和御用文人不断鼓励大家应该多将资金配置到保值型的房地产投资的说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至少也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今后一旦输入型通胀变得势不可挡，那么，我认为它的危害要比08年的状况更大。因为今天国内企业“整合”步伐在加快，企业的国内定价能力变得越来越大，于是，高成本的负担转变为最终商品价格而由广大消费者承担的可能性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再者，令我们担心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救市中的投资力度和经济调整的布局方面的干预程度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规模和深度，由此带来的大部分城市“地方一般财政收支”的赤字问题已经变得不容忽视，今后如果中国政府目前的“输血”机制不能实质性转变为市场健康的“造血”功能，即“税基”越来越脆弱，那么，越来越严重的财政赤字所带来的通胀问题就会更加可怕，因为它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防患于未然，强调通胀风险尤其是抑制楼市泡沫和分散银行风险的举措将变得十分重要。但是，以“通胀”为由，为资产泡沫找到“理性投资”的理由，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资产价格不会因为仅仅是通货膨胀增加而不断上涨，相反，当老百姓发现财富效应不可维持的时候（比如，做面包的产业资本都来分享有限的面包，那么大家一定会抢着把钱变成面包），于是，通胀增加和泡沫崩溃的双重格局所带来的经济“滞账”状态才是中国经济真正危险的隐患所在。

现在，我们要密切注视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敦促他们的货币当局要注意开始控制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金融资本投机的浪潮。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应该呼吁他们及时的退市，减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外部性。而中国“率先”或“滞后”放弃救市政策的做法，都会使得中国经济遭遇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的冲击——虽然中国资本账户的管理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冲击的程度，但是，它们所造成心理影响会扰乱中国经济主体的理性决策，由此形成的国内市场的过度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会使得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逐步下降。

总之，关注“通胀”并不等于我们要“率先”或“死守”危机时代延续下来的“宽松的”经济政策的组合。相反，为了减少欧美发达国家救市政策可能出现的“迟钝应对”和由此带来的“负外部性”，我国监管部门现在就要加大力度引导产业资本转向实业投资集中，限制金融资本过度的流向中国单一的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否则，欧美政府的“不作为”会对“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城市化进程、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