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上周星期五（20日）在复旦大学参加了一场中日学者之间展开的关于“后危机时代课题”的讨论会。会上，日本学者指出：虽然日本的消费规模占GDP的比重很大，但是，它无法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活力来源，今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活力还是来自于它生产性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和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色的竞争力。这些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向日本学者阐述了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今天无法完全释放的“结构性”原因。以下是我与日本同行交流的一些主要观点，仅供参考。

今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较9月提高0.7个百分点。从累计增幅看，今年1月至10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5.3%，10月继续保持了1月至9月的增长势头。而1月至10月，汽车销量首次超过10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72.5%，高于今年前十个月的平均水平。今年1月至10月，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7.7%汽车和家电消费引领零售增长的势头，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内需正在蓬勃地兴起？

我认为，在解读消费增长现象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谁在消费？显然，今天中国消费水平的增加是在政府刺激经济的环境中产生，家电下乡，消费补贴、甚至非个人的公款消费都会对社会消费水平产生可观的推动作用。二是消费什么？如果消费在于衣食方面，那么，它一定会增长到某个水平达到饱和，尤其是中国大众的消费文化也不会让每个人都去“赶时髦”、“追求时尚”。三是这样的“消费”能否持续？今天，即使“啃老族”和“月光族”暂时的消费热情（由婚姻、育子的刚性需求产生），推动了目前看起来不可小视的市场活力，但是，他们偏执的消费结构（房子、车子）和追逐高收入的“跳槽”行为（这就是精神上的“房奴”、“车奴”的一种表现）也告诉我们：他们不可能像欧美高消费群体那样，以自己充足的闲暇时间和没有后顾之忧的消费模式来享受“生活”，从而撑起长期以来由“外需”顶着的市场半边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今天日本社会虽然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总产值达到了近80%。但是，日本大众却没有感到这种内需力量对自己生活方式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没有通过消费带来幸福感增加的快乐！），相反，很多人都一致认为，现在的生活负担在加重（尤其是泡沫经济后日本大众的收入水平在降低，失业压力在增加，这次美国金融大海啸更是雪上加霜）。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消费部门的效率很低，成本很高，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又增加了很多“行动不便”所带来的消费开支（不是因为自愿地想花钱买“享受”），再加上泡沫经济时代已经形成的消费方式不可能随着日本经济萧条状况的严重而加以改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规模是被强行“逼”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看消费数据的增长就简单地认为中国社会的内需动力已经开始形成，而且更不应该盲目自大地的去炫耀今天房地产消费的红火是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需增长模式（至于最近同样红火起来的家电消费，可能是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当然一部分也有家电产品的换代所带来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

当然，今天可喜的是，中国社会确实开始进入了汽车消费的时代。根据发达国家的成长历程，人均收入达到2000至3000美金以上的人群都对私家车的需求会非常明显。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陆陆续续都达到了这一标准。再加上政府的住行消费上的补贴刺激内需政策和消费本身存在着一个 “示范效应”，即为了不让自己被“生活”边缘化，没有达到标准的人反而也会省吃俭用去跟上社会的消费结构。于是，中国人口红利所支撑的汽车消费在目前看来会有增无减。同时，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成长也为低价格的汽车供给提供了很好的支柱。

但是，约束汽车消费增长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它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路况可能变得更加恶劣（而随着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和保障体系在不断改善人们对车的“向往”会发生变化），二是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会反应到汽车价格中（也就是说今后在低碳经济的新标准的约束下，如果节能型或清洁型汽车成本降不下来，那么，人们也会在新车型面前望而生却），三是油价和停车场不足所造成养车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

不管怎样，今天从中国整体的消费状况来看，它还是存在时间、结构和空间上的严重失衡，而且从消费占财富增长的比例来看也是逐年在不断下降。这主要可以从三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诠释：

一是在广大的农村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严重，今天通过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二是即使在城镇，通过这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居民的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却依然存在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而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将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的非理性选择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也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而且，今后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三是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人群体虽然是少数，但掌控着中国大量的财富资产。而且他们财富增长的机会比起上面两层群体要多得多。但是，同时他们又有旺盛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只是在国内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而已。

今天，我们常常能看到中国的富人们在海外市场潇洒走一回（走几回都有），他们在海外对名牌产品的“慷慨消费”让西方人都大饱眼福，可是，这种消费并没有能给中国本土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带来利润和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不能够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格局——“富人们”给为他们服务的“穷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以提高全民整体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说，这部分没有后顾之忧“富人阶层”今天选择的消费产品，在中国市场常常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这里有我们厂商产品的定位问题，有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有些消费虽然能够实现，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消费可能会带来八层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是内需不可持续，而且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比单纯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比如开启遗产税（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操作）效果会更快些，毕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当初的企业家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提供富人向消费的东西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建设也许提供了解决富人消费模式的一个很好的范本。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如果陷入了一种没有“幸福感”的“被”消费状态（因为不想改变居住环境而需要承担被富人们的“进场”所推高的生活成本，因为害怕涨价只能提前消费，因为不方便只能付出更多的代价，有时甚至某些消费都是盲目的），那么，这种内需支撑的发展模式是令人担心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今天日本社会就在面临这样的严峻挑战）。事实上，中国健康的内需活力很难在“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不到位、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贫富分化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的目前这种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被激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硬要通过目前看似很火爆的“住行消费”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话，那么，很可能今后要让政府承担更多因为今天缺乏“幸福感”的“透支”消费而带来今后社会不和谐的成本和金融市场的泡沫风险。

另一方面，今天我们对欧美市场的恢复（外需）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它不是简单的“量”的复苏，而是由欧美金融机构自身去摆脱危机的困扰、并努力去寻找能够给自己带来稳定而有强健的收入的产业和企业才会出现社会整体的经济复苏局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增长方式来保证企业良好的商业环境，那么，美国金融体系自愿地进行“流动性输出”（造血行为）来扶持企业的业务扩张是很困难的。

因此，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今后一两年中，我国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世博后续工程、消费产业的振兴（计划）等还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是，从现在开始，如果再不重视我们自身的产业结的调整和市场培育，而继续一味靠这种大政府和财政依赖的增长模式（输血方式）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业绩，那么，它所积累起来的后遗症，比过去近十年持续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还要不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