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将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该案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联想奥巴马访华之际，虽然没有明提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市场开放等对美国将产生实质性利益的这两大敏感的建议，但是，从奥巴马“柔软”的市场机制应该加快的诉求中，以及从最近越来越抬头的美国国内保守势力所采取的“强硬”的制裁行为中，我们能看出美国方面似乎“软硬兼施”，想建立一个比在当年倒逼日元升值过程中更为强烈的做法：那就是只要你汇率不调整，我就不断对你制裁，堂而皇之的搭你财富的“便车”（美其名曰“国际收支均衡调整”），直到你做出让步为止！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只要人民币汇率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只要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的程度比较缓慢，那么国内外资本市场也一直会利用“人民币汇率”、“热钱进出”等的题材来“做多”或“做空”中国题材的板块。比如，在像今天这样贸易摩擦激烈的时候、或在欧美主导的国际峰会和论坛召开之际，或在欧美高层和中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的前后、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化的时刻等，资本市场常常会出现过度的反应。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也没有必要仅仅在外压（尤其是政治压力）下面做出不成熟的“让步”。事实上，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否主要会受到以下几个来自于我们国内自身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企业的出口表现。在现阶段“多条腿”走路（内需和外需一起抓）的复苏战略指导下，如果出口还是没有出现稳定而有强健的增长的话，那么，要使人民币出现能够改变中国贸易顺差那样的增值幅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外汇占款问题。如果它严重到像2007年下半年和08年上半年那样通胀压力无法通过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加以克服的话，那么通过增值来减少人民币需求的压力是完全有可能的。最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些日子热钱大量流入增加了我们的外汇占款规模。国家先是通过加强外汇和资本管理来减少压力，目前看来已有初步成果。否则，人民币增值就变得没有悬念了。第三是人民币增值的预期。如果人民币增值的预期强烈，就会出现大量资本流入的问题。往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欧美政府施加人民币增值压力、中国通胀水平和外汇储备规模以其增加的时候，往往人民币增值预期最强烈的时候。所以，中国政府面对外压的表态和行动以及对物价水平控制的能力都会减少增值压力。这两天市场并没有延续人民币增值题材的行情就是因为奥巴马访华之际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和强硬的态度。最后是美元的走势。如果美元与其它主要货币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贬值，中国人民币“低估”的特征就会被不断放大。无视它会加剧外汇占款，正是它会消除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政府更多的是希望美国政府负起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责任。其它国家如果能够理解，欧美能够配合，那么我们增值的压力就会少些，否则也会产生倒逼人民币增值的效果。不管怎样，中国要想摆脱人民币增值的内部压力，只有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行，因为这样做一方面是可以真正减少产业受汇率影响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又能提高分散汇率风险的能力及效果。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付诸行动、努力在探索“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

一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提高我们民族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因为缺少强大的研发能力、自主品牌、国际认可的专利等“杀手锏”的“拳头企业”（大企业往往做不到），而使我们在国际商务中无法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定价权”、“谈判的主动权”和“货币主导权”这样尴尬的局面，当然也谈不上具备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所以，最近政府推出的扶持和培育这类高增长高附加价值企业的“创业板”，就是想强化自主创新，以此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二是通过“做强金融”，来试图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格局，以提高我们自己管理财富的主动权和专业化能力。最近，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金融发展为产业资本和个人财富提供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源泉”这一大国的发展战略。尽管这方面的目标实现确实让人感到“任重道远”，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则是通过参与或推动更广范围的国际金融合作，来弥补自己眼下“单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过“做强金融”，让我们的投资团队和优质企业“走出去”，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存在和制造业的集聚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国际舞台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会继续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而这些财富价值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人民币这一国际货币的新成员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保证我们有效的技术引进和生产资源稳定的供给，从而为我们企业的做强和大众消费质量的提高贡献力量，这可能也是当前“做强金融”所需要考虑的最紧迫的课题之一。

总之，在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应该进一步统一认识——尤其在危机影响还没有消除的现阶段，更要保证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为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做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为此，利用全球化环境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管理”好更多的财富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学会发挥企业和行会的力量，去化解贸易摩擦等的外部压力，而不能过于乐观地认为自己的产业机构和金融体系今天已经足够强大乃至完全能够承担像美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开放金融市场或市场化汇率机制所带来任何可能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