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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金融”也有“致命漏洞”!
——从“迪拜困境”中看“金融能力不足”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迪拜在上周三宣布将重组其政府控股公司“迪拜世界”,并要求推迟六个月偿还“迪拜世界”及其子公司“棕榈岛集团”的所有债务。这一迟到的信息披露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震惊”,欧美股市纷纷应声下跌。本来政府债务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家常便饭,尤其会引起国际投资家的密切关注,何况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伤痛还没有完全忘却的时候,更会百倍小心。今年上半年东欧债务危机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被发现的。但是,这次“迪拜困境”确实有点出乎意料。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当人们开始反思欧美金融体系滥用金融创新问题的时候,国内外学界的不少人开始崇尚“金融伦理”健康的“伊斯兰金融”体系运营机制:由于伊斯兰教对追求“资本利得”行为的严厉排斥,所以,类似收益率金融资产的交易几乎在伊斯兰世界不太可能,买空卖空为主基调的欧美金融市场的交易模式或由此引发的相关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动更是没有生存的余地。所以,借钱给中东世界是不会被瞎折腾掉的。而且,随着他们自身石油美元的膨胀、信用条件也在不断提高。谁都没有提前预料到它们也会资不抵债!

第二,“迪拜梦想”是建立在打造国际旅游中心、航运中心和为之服务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战略规划上。随着全世界对它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迪拜梦想的实现越来越充满了信心。再加上由于石油产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垄断性,人们对于相对开放的迪拜市场就更加充满了向往。于是,不断增加的国际业务量和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对神秘阿拉伯世界的好奇心的驱动,迪拜房地产业不断红火起来,于是,投资者一直被认为它是有坚实的基本面所支撑的(就像人们谈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样),就连保守的阿拉伯世界对迪拜发展也充满了乐观的期待,甚至之前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的对外债务也可能会失去偿还能力而同样会惹来麻烦的问题。于是,资金借贷双方在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前的“过度乐观”就引起了今天也许是过度悲观的“预期修正”行为所导致的市场恐慌结果。

第三,阿拉伯金融有它厌恶风险的理念的“健康”一面,但也存在让专业投资者担心的对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排斥这样的“金融行为”,所以,就很少去研究金融市场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动态变化问题。甚至当金融危机演变成资产价格全面破坏的“流动性危机”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对石油资产缩水、金融债务负担加重的残酷现实没有充分的估计,直到迪拜问题全面暴露,才开始意识到阿拉伯世界的稳定和互相帮助的必要性。尽管迪拜两家国家主权基金背景的公司在举债之时,资产抵押能力十分充分(否则就会违背伊斯兰金融的伦理),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一定会影响到参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阿拉伯世界中。它们可能对石油价格变动对石油出口利润影响的问题十分敏感,可是它们将为自己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足和迟钝的反应付出惨重的代价。东亚资本市场开放度高的国家也同样经历了由于风险认识能力不足而导致了自己国家对全球金融海啸的负面影响控制力度不够的问题。

迪拜目前所面临的流动性困境也许会因为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统一教义和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石油美元及其的特殊性——即使产生可观的救助成本,也会通过大家的互相帮助来平息目前的这场风波。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迪拜困境”再次给我们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开放战略和金融一体化推进深度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新古典的“理性平滑”概念不一定适用在新兴市场国家,因为他们脆弱多变的信用能力,常常会使得“动态的非一致性问题”(当初的信用条件来看债务是合理的,但金融危机后信用能力会脱离基本面出现严峻的恶化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乐观预期造成的实业部门过度投资现象(阿拉伯世界钱多去玩金融投资是被禁止的,除具有实业投资色彩的房地产投资以外),随着油价和房价的破灭而日趋明显,国际资本“向高质量资产逃避”的状况再现。昨天,日本首相紧急召集央行行长,表达了政府十分担心日元今后进一步升值从而影响已经显现出不断疲软的实体经济的复苏问题。

第二,尽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试图从低端的要素密集型产业(石油出口)向资金密集型产业(旅游服务业)转变,但是,只要对外依存度较高(比如依靠外国游客的消费),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特征基本就不会变化,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和在危机中表现出越来越疲软的风险(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更让他们容易陷入金融危机冲击的漩涡中。阿拉伯房地产业的泡沫崩溃实际上就是一种石油美元泡沫崩盘的表现。而对这一点,它们的认知能力和管理能力都十分有限。

第三,对阿拉伯金融的保守疗法要有一个重新客观的认识。虽然,没有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活动不被阿拉伯人接受。但是,政府企业依赖自己“信用度高”——拥有丰富的石油美元储备和房地产抵押能力等优势,进行了没有被有效监管而导致的过度融资现象(当然外国投资者也应该打上五十大板),同样会对保守的金融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带来救助成本增加,美元资产缩水等后果。今天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认识风险能力不足的一方会显得更加倒霉,而这与他们自身的金融伦理和金融运营模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至于迪拜资金困境所产生的债务问题有多大的传染效应,我想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盲目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世界都参与了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向的改变,会对另一个国家的资产价格产生不可小视的负面冲击,比如,利率和汇率,这样一定会渗透到实体经济部门中去,而不能仅仅关注目前迪拜的债务规模和是否参与“伊斯兰金融”活动的问题上!这样,会让我们犯下我们刚刚对美国房地产危机爆发时所犯的“轻敌”错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伊斯兰世界的“特殊性”,国际炒家的政治意图也会被恶意放大,流动性充裕的国际市场有能力在卷起一场泡沫或刺破一场泡沫!为此,中国的外汇管理和我们自己内部的监管部门在这个时候更加不能掉以轻心。总之,我感到“迪拜困境”对世界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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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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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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