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刚刚接受了几家媒体要求我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问】从总书记和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是否可以断定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复苏？

【答】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一改美国那种通过“单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释放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以达到扶持实体经济尽快摆脱危机的目的，而是采用了政府主导的全方位救市的模式，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产业振兴等一些列政策的组合，并通过4万亿具体的投资扩张计划，终于撬动了处在“严重惜贷”状态下的中国银行体系，无视世界流动性危机最为严峻的局面，积极地向参与“铁公基”项目的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贷款。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冲在第一线，所以使得政府能够很快并有效地调动中国金融资源相对集中的银行体系来参与救市（政府的信用担保起了很好的作用，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让政府很难有效地集中民间资源来参与救市）。紧接着中央政府又加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住行消费等的政策力度，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新一轮推动中国整体消费水平上升。于是，这种“输血型”的救市方法确实起到了提升大众信心和保证经济增长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用的是一张并非市场原理可以解释的救市手段——即政府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通过中西部的“产能扩张”去解决东部沿海地区的“产能过剩”的救市战略，用自己擅长的“行政网络”顺利的实现了了提振信心所需要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从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中，我们也能看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还不是很稳定的，没有回复到市场能够自身造血的健康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当初重视量的维持所采取的这种非正统的救市方式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果不及时解决，那就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的回复，就会导致输血过度或不足而产生的一个没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模式，它带来的通胀或通缩或更为严重的滞涨压力会损害我们前期救市的效果，甚至会使我们为了不让经济二次或三次探底而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年是解决救市带来的“后遗症”问题的一年，是中央政府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结构调整的真髓）的一年，是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模式的关键一年。

【问】孙教授，你怎么看中央继续强调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我们想请你解读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一年中会有怎样的“新意”？

【答】  我想“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会发生变化，从政府第一线参与投资和公共消费的拉动经济复苏的主力军角色，慢慢地向“服务性政府”角色转变。比如，政府要为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为提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比如，环境优化项目的外资，新能源技术共同开发的外资，开展品牌服务和提供高端消费产品的外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继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还有政府要为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提供教育和研发的财力保障，要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继续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资的力度和效率等。当然，所有那些因为前期量的扩张所可能造成的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项目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央政府想尽快结束牺牲效率耗费资源的“输血型”经济发展方式，而是想尽快建立市场自身“造血功能“复苏所带来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第二，货币政策会更加注意灵活性和平衡性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中得知，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再科学的结构调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放慢等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对改革信任度的降低，严重的话会使得政府不得不放弃本来应该重视和贯彻到底的“结构调整”！为了缓解“短痛”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中央政府可能也会控制和放慢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的进程，这可能不得不让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因为结构调整不合理或不到位，而导致它陷于一种慢性的长期阵痛之中。所以，明年的货币政策一定会在充分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基础上，会进行一些非对称的调控手段，即对过热的行业进行“信用配给”或加大贷款利率和窗口指导，银监会也会加大相关信贷方面的监管，而对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则给予优惠的融资条件，以此来改变目前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会通过口头干预和直接干预的方法，让价格泡沫过于膨胀的市场释放掉积累过多的风险，并通过这种“释放风险”的做法诱导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再回归”。同时也教育投资者不要一味的去“追涨杀跌”，过度看重眼前的财富效应，从而鼓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去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也为企业提供良好融资环境和保证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的重要保证）。否则，脱离企业主营业务绩效的、过高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和日益低下的实物投资的收益率，一定会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不断膨胀这样深刻的问题。总之，明年最富有挑战性的就是货币政策！它既要保增长（从而保证结构调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胀，既要控制国内的信贷膨胀，又要抑制国外热钱的大举流入（迪拜危机后国际资本会更加追捧亚洲市场，更加看重中国市场）。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备随机应变的调控能力。而作为投资者、企业家和个人消费者则更要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调整的时机和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投资和消费时机的把握在未来的一年中，难度可能会不断加大。因此，心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

【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充分强调了刺激内需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了提升中国大众的消费能力，挖掘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答】是的，尽管我们还处于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在目前是我们的优势，投资增长的空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十分可观（它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期也表现出一样的投资主导的特征），而消费市场的能量因为还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客观因素，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像发达国家那样替代投资成为推动经济的市场主旋律，但是，我想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内需作为明年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战略性的思考：首先，中国经济从总体规模上看将成为超越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国（尽管支撑内需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的第103位），在当前全球经济尤其是一直以来支撑世界各国出口市场的美国经济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国内经济失速的发展反而非常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帮助它“解脱”困境，所以，中国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避免无谓的国际纷争（有时它是以 “中国威胁论”的思潮抬头反映出来的）和保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挖掘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二，这场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金融全球化给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添上了重重的负担和风险，在看不到有效地监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营模式和美国双赤字继续膨胀（由此结构性的产生美元长期贬值和美国利率下滑的态势）给中国外汇财富所可能造成的更大麻烦（美国方面对我们给予它们的流动性支持并不领情，并声称这场危机中国也有责任），我们需要一个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产能扩张（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种客观表现）的局面。第三，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建立在客户导向的市场基础上，如果我们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一直安心于这种解决中国就业的传统模式，那么，我们的产业就不可能把提高附加价值服务高端客户的理念根植于企业内部的战略发展计划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于是，日益增大的中国富人阶层除了对高档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外，就会把大量财富带出没有品牌、没有高附加价值、也没有诚信的中国消费市场，他们财富的流失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恶性循环的根源之一。具体表现为轻视教育、轻视研发（或者客观上是由人才不足导致）、过度追求高风险的收益来源（股市、楼市的泡沫因为社会整体的过度投资而引起）、贫富分化加剧（富人财富向国内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转移渠道因为生产结构的不匹配和经营理念的不到位而严重缺失，社会仇富心态也在恶性膨胀）、企业对汇率和利率波动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十分敏感（因为保持价格优势是中国企业目前壮大的命根子），政府和金融机构外汇财富风险不断累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很难体现等各种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所以，如果伴随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场内需机制能够盘活起来，那么上述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一句话，培育市场、唤起内需非常重要，但任务艰巨。这主要体现在供需两大层面上：从需求面上来讲，今天，影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三大方面。一是在广大的农村，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严重，今天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但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环境中，如何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积极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城市化建设中，这是未来我们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气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二是即使在城镇，通过这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居民的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却依然存在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而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将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这种“非理性”选择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强调的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今后中国大部分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三是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人群体虽然是少数，但掌控着中国大量的财富资产。而且他们财富增长的机会比起上面两层群体要多得多。但是，同时他们又有旺盛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只是在国内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而已。这里有我们厂商产品的定位问题，有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有些消费虽然能够实现，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消费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是内需不可持续，而且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比单纯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比如开启遗产税（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操作）效果会更快些，毕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当初的企业家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提供富人向消费的东西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高要求和高向往）也许提供了解决富人消费模式的一个很好的范本（实际上也是一个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所得和就业机会所带来的良性的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从供给面上看，阻碍中国产业结构按照国内市场需求成功转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物流、售后服务、消费意识、诚信文化和公平竞争程度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商业环境没有国外那么成熟，所以，即使国内存在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消费者和厂家都会感到“不安心”，显性和隐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这些状态的扭转不是一蹴能就的。二是专利保护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严重缺失。优秀大学生主动去创新立业但遭到担心孩子生活稳定的家长们激烈阻挠的案例常有发生。而且，由于专利保护的制度还没有成熟，扶持创新的金融环境也还刚刚起步，所以，我们既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一次创新活动，也没有像日韩那样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大规模的二次创新活动。相反，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却反而能表现我们自己所向披靡的国际竞争优势。三是人才流动（甚至更广泛的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高，无论是（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工作机会问题，无论是教育质量（也包括社会伦理）问题，还是生活环境成本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企业自发的融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活动中。而过度依赖政府去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执政部门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腐败贿赂、国进民退、恶性竞争等问题就会不断冒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拿出具体的有效解决方案可能还需要时间。

 【问】现在根本哈根正在召开全球气候治理大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日欧发达国家主导的低碳经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答】我们要注意低碳经济发展的程度，随时做好调整自己思维方式的准备。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某些国家所提倡的未来发展的理念问题，而是世界经济正在朝着一个“新标准”迈进的过程，美国这次虽然落后于日欧的发展，但是，从它对自己汽车产业的治理力度上，从两位华裔部长前期访华的内容上都能看出它在奋力直追的态势，不想因为在新的标准下自己的落伍而丧失美国技术竞争和企业品牌在世界经济中绝对和相对的优势地位。中国虽然现在非常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在逐年重视我们自身的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培育，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新标准如何在我们现有的重工业主导的产业机构中渗透进来，它所带来的放弃旧产能引起的增长放慢、失业增加的风险该如何消化和分散。如果我们力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义无反顾的发展我们在维护“现有标准” 基础上的产业，那么未来真得低碳经济加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由于我们整个社会基盘没有相应的匹配上来，那么我们技术上的弱势、产能过剩的局面、研发导向上的错误等，都将会让我们已经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途的成果白白废弃。所以，究竟是提前接受低碳经济加快针对性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还是继续发挥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来维持增长和就业水平，这不光是我们决策部门要做的艰难选择，也是我们企业、甚至个人都要做好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否则，我们就应该安心接受我们发展阶段所需要我们的加工贸易形态，由此也就不得不背负低附加价值、外汇资产风险增加的负面影响。直到我们人均收入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再来思考这类大国引领世界经济的问题。不过，有很多学者指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互为促进的。但我们也看到，盲目的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在少数。这里面真的需要全社会的智慧、勇气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