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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上调意味着中国迈出退市的第一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注] 据央行网站公布的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为增强支农资金实力,支持春耕备耕,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就这一有点出乎市场预料的调整,笔者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现将主要内容归纳如下,供大家参考:

[问]为什么央行要在这个时候上调准备金率?

[答]我想央行在释放出以下几个主要信息:首先,央行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到开始重视目前影响这双重目标顺利实现的最大障碍——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所产生的严重的泡沫问题。虽然它还没有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明显上升,但是,房地产市场泡沫放大后的结果可能会带来要素市场价格强烈的反弹,进而发生全面的通胀,或者房地产泡沫自身的破灭会引起像日本那样深重漫长的通缩局面。不管哪一种可能性都会严重的破坏价格体系,进而吞噬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央行选择了能够有明显收缩流动性效果的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这一政策工具在西方成熟国家看来是一剂猛药,而中国政府没有采取较为保守的加息政策,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经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效果可能并不像西方那么明显。

第二,之所以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替代以前单纯的局部调整的做法,比如,首付提高,营业税增加,损失拨备率上调等,是因为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现象已经带来了中央政府想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运营成本。企业的工业立地成本、人才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社会和谐的问题等,更为严重的是,企业所掌握的产业资本正在有意和无意地加快速度转化为金融资本。由于今天金融领域过高的投资收益率和积累的风险无法释放,造成整个经济在错误的价格信号下越走越远。迫不得已,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形成“退市合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率先拿出收缩流动性的举措。

第三,目前支撑中国经济向上运行的力量还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只要这个主动力还在政府的掌握的手中,那么,准备金率的上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是可控的。不至于像美国那样过分担心脆弱的市场受不了较早启动的宏观紧缩政策。当然,政府投资的持续增长和货币政策开始紧缩,确实在“方向”和“效果”上可能开始出现背离,这会不会影响政府控制流动性过剩的“决心”,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问]您怎么看待上调0.5%这个数字?

[答]这个上调程度我认为是温和的。主要是因为:一、这次宏观政策的调整是对去年下半年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方针所做的第一次修正,所以,与其说政府看重的是这一政策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到不如说是政府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明确的控制流动性过剩的信号,从而进一步确认市场的承受能力和政策效果的方向是否在政府预期的目标之内。所以,不排除将来进一步提升准备金,或改用其他政策手段的可能性,比如,在中国比较有效的信贷“窗口指导”。二、欧美市场还没有改变政策方向的时候,我们下猛药来扭转产业资本的去向是很危险的。一旦资金收缩过度,需要支撑经济的资金不能到位,那么,非但经济发展速度会减慢,不利于中央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实施,同时也会进一步出现利用我们市场资金成本过高的格局而来中国套利的全球热钱大幅增加的现象。所以,为什么大国之间都特别重视共同离场的步伐协调,因为谁都不想再承担各国救市所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负面效果。三是毕竟要看到这轮中国经济的复苏中房地产市场对相关产业复苏的贡献作用。尽管我们现在对它的贡献评价明显有些过度,但是,在没有寻找到健康的可以替代外需的国内发展的动力源的时候,轻易下猛药挤压楼市泡沫可能会效果适得其反。所以,温和的准备金率上调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的一种理性的做法。另外,我们不对农村小型金融机构调整,也能看出政府努力在控制它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

[问]这次上调的效果会有多大?率先加息的可能性是否变得越来越大?

[答]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辅助工具。如果政府看得见的手一直在支撑经济的发展,那么,经济运行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强化经济健康有效发展的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其功能就会有被抑制和扭曲的风险。所以,关键我们还是要推进优化“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的完善工作。要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和创新类企业拥有向上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要让现有的国企和央企发挥为市场提供稳定资源和优质服务的功能,而不能让这两种股权结构的企业都出现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倾向,而且它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准备金率的上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放缓金融市场泡沫升级的速度,但不能带来由市场自身造血功能复苏所形成的健康发展的局面。因此,后续配套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改革不跟进,还是只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不能排除,为了抑制泡沫,赢得改革的时间,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进行货币收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世界各国都出现退市浪潮以后。另一方面,在中国现阶段实施加息,它更多的、更强的反映出来的还是心理效应。甚至这种心理效应极有可能会被市场放大,所以,在欧美市场没有启动退市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选择加息的可能性,我认为并不大。而且我们单方面加息所带来的宏观运营成本增加的问题也不能小视。至于美国加息的时间会不会因为中国今天已经开始走出退市的第一步而加快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除非经济数据,尤其是就业数据和新开工房屋价格指数等指标的回升,连续两三次都超过市场的预期,那么,欧美政府才会有实质性的动作表现。从目前美国物价水平、企业信贷市场利率偏高和就业市场不乐观的程度来看,美国加息最快也要等到第二或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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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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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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