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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倒逼”不出“平衡”格局

【注】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1月14日在京举行,我在“贸易摩擦与经济再平衡”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上,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由于当时时间有限,无法展开我的观点,为此今天特写下这篇拙稿,以回应广大新闻媒体界的朋友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网民对我这一观点和所提相关问题的大力关注。

世界经济“再平衡”与贸易摩擦无关
                                    ——剖析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的几大“偏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踏入2010年以后,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两大共同的问题:一是如何最低成本地将挽救去年8月以来发生的“流动性危机”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尽快地退出市场(参考我的拙稿)。二是如何防止世界经济再也不要出现类似的金融危机问题(参考我的拙稿)。尤其是后者,不是解决某个国家一个单一的问题,比如,政府信用支出过度所带来的债务危机问题,或是政府政策目标之间冲突所带来的制度在市场投机“攻击”面前不可维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金融机构举“短期外债”过多而用钱又不慎的问题,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最初其风险都被大家过低地认识了——以为仅仅是局限在一个特殊的次级抵押贷款的房地产市场上的债务危机问题,后来当演变成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时人们才渐渐认识到它是来自于全球范围内存在的“两大方面”冲突问题的“合成效应”所致:那就是一方面金融创新滥用所导致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信用泡沫,它先是扭曲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名义上的相对收益比例,让大量的海内外资源进入到了以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为标的物的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活动中,然后泡沫崩溃拖累了全球实体经济正常的投资和消费所需要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失衡”格局在美元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约束下,带来了“美元流动性”过剩的现象,而在全球金融监管缺位或实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华尔街上演了一场“收益”和“风险”不匹配的道德风险的闹剧。

今天,令人欣慰的是,针对金融创新滥用问题的全球统一监管的模式,正在欧美成熟市场的监管体系中逐步探讨,并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加以不断完善中。但是,至今为止,对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依然分歧很大,在笔者看来,甚至存在很多需要消除的“误解”。而且,有些误解已经似乎形成了海内外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比如,不少人内心还是这样认为,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根源,贸易摩擦也许是一种“倒逼”机制——敦促相关决策部门去通过可以实施的汇率政策、内需刺激政策等方法来解决双边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有效手段。于是,贸易摩擦在这样“错误认识”的引导下,又在当前经济萧条大环境的推波助澜下,“顺理成章”地形成了越来越厉害的对中贸易摩擦问题,甚至到了中国“非让步不可”的严重地步。 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截至去年11月份国家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此外,中国还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对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让世界经济倒退的信号。但我并不否认在世界经济繁荣的阶段,良好的经济绩效掩盖了各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扭曲的问题,这使得当流动性冲击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显得那么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脆弱状态。而这一事实必须要引起各国政府自身十二万分重视和深刻的反省!不过,它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起到破坏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我们千万不能混为一谈,否则经济一旦复苏,或者即使在短期内并没有复苏,但却像日本当年那样,出口自律的贸易政策被迫出台,那么,贸易战看上去会不断降温,但是,结构性经济失衡的深层次问题丝毫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格局也依然持续到今天!)。如果像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么结构性的问题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积累地越来越严重,最终再次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世界经济受到的破坏程度要比今天不知严重到哪里。

因此,基于上述世界经济当前所面临的结构转变的紧迫性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严峻挑战,本文在讨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后,将进一步围绕此核心问题,继续深入探讨以下几个主要内容:首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存在哪些“误解”,由此带来怎样的负面效应?其次,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和政府的海外采购行为无法扭转中美贸易的失衡格局?中国富人们海外大量的消费为什么不能在国内产生这样的持续的进口规模的增长效应?第三,中国的内需究竟靠什么?美国的储蓄增加就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一种良药吗?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

一、            中国贸易收支的失衡格局和由此引起的内外误解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公布,截至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其中,2009年四季度各月利用外资分别为71亿美元、70亿美元、121亿美元,尤其是12月份外资利用同比增加 103%。此外,2009年12月份我国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8%。从这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结构在延续,和近来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状况上来看,似乎迎合了目前海内外一个共同的“偏见”:对中贸易摩擦是中外贸易收支失衡的必然产物,而中外贸易收支失衡格局不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的大幅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强调的经济“再平衡”就是中国对外收支的再平衡。为此,中国应该采取一切的必要手段来改善自己对外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伴随上述这样值得商榷的“基本认识”,内外学界、业界和政界甚至社会的一般人士又产生了下列一系列的“误解”。比如:

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国,出口的第二大国,继续贸易顺差,躺在外国人“支付”的财富上是在说不过去。这就是一种贸易顺差是“利”,贸易逆差是“损”的错误价值观的具体表现。熟不知欧美很多发达国家长期就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状态。那里的老百姓为自己能够选择更多的、海外市场才能低成本生产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感到自豪和愉悦,很多企业通过“外包”能够得到更多价廉物美的生产零件而感到获益不浅。即使中国出口,也常常为外汇占款而烦恼,更何况中国大量引进外资的结果带动了它们本国对华出口的增长。而他们企业大量海外市场的渗透,也激活了本国市场中那些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成长。经不起在国际自由贸易环境下竞争的企业,会利用本国成熟的市场环境,依据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有效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相反,政府去过度保护那些本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力的企业(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它们可能自身在自己本土上也很难生存),实质上就是对自己本国消费者和纳税人的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另外,更有煽动力的说法(可能心底里自己都觉得别扭)是今天美国双赤字,国家借钱,民间也借钱——他们已经开始变穷,这场金融危机会让他们变得更穷;而中国在危机中已经将自己拥有的美元对外债权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一位,所以,中国客观上是世界最富的,中国应该多花钱,多承担世界经济格局失衡调整的国际义务。中国真是很富,美国真是很穷吗?我想这种危险的“偏见”是对国际收支指标的解读上存在严重的误读所致!虽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大国,这只是货币化后在账面上反映出来的数据。殊不知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他们每年在海外形成的净资产规模能够为他们今后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源,他们的投资扩张会不断给他们带来持续稳定的海外投资收益的增长,这些盈利格局是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远远赶不及,不得不为此望洋兴叹的。再加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产权和一流的创造知识产权的教育体系,而且,500强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美国籍”的,它们拥有的品牌效应随时都可以让他们创造出货币价值来。同时,美国最大的受益来自于它的大市场所支撑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庞大的美元“铸币税”不仅给它带来“直接”的收益,而且也带来了能随时向下调整它对外债务货币价值的“间接”利益。即使不看这些,再回到最基本的3万多美金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让我们这个“被人讲成”富裕的国家感到提升国家实力的紧迫性,毕竟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只有3到5千美金,还没有像美国那样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可以在最佳的货币价值时代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提高全社会或个人生活质量的财富这样的能力,至少目前来看还十分微弱,我们的实力几乎全反映在货币化后的账面上了。一个还在发展阶段要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和一个基本人人都达到(至少相对中国而言)高收入水平和拥有丰富的、暂时没有货币化的无形资产所组成的国家,来比较账面上“总财富”的多少,真觉得是一种富人傲慢十足的表现——“有意”在寒碜把家底都亮出来了这样诚实的穷人(可悲的是,我们自己有些人被人寒碜还没有意识到,还在为无法有效转变成社会有用财富的“账面总资产”而沾沾自喜)!所以,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中国今天“高储蓄高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它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的“高消费高创新”也是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所自然形成的格局。至于中美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过度”的现象,从而能够带来“帕累托效率”改善的空间,我认为这也是存在的,尤其这场危机后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但是,两国目前由“内在的”经济基本结构所决定的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基本格局(我不认为这是问题,而是世界合理分工、取得双赢的必然结果),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贸易摩擦来硬性扭转,对中国而言,今天只有促进发展和效率改善的结构调整才能缓解其中“病态的”结构性贸易收支失衡的问题。美国也同样如此,下面我还会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又有一部分人认为,中美贸易逆差的总量占美国总逆差规模的32.8%,所以,中国只要把对美出口总量控制下来,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就会大为改观。熟不知中美双边贸易的萎缩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如果美国想摆脱损失,他可能就要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贸易伙伴,如果能找到,美国贸易逆差数量就不会减少,美国同样快乐,只不过这样规模的替代者很难找到,于是美国就要做两难的选择:要么拿起保护主义追求形式上的平衡,要么正视国际分工的格局,探索“后危机时代”能够给世界带来双赢的美国的“比较优势”。因为现在是民主党时代,更倾向于保护本国的“弱势群体”,所以,对外贸易摩擦势在必然,而且程度会不断升温。

还有不少人认为,要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结构,需要双方国家政府采取同方向的政策措施。比如,美国应该提高对中国进口的关税,或者对中国施加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的贸易战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中国则应主动让人民币增值,或者放弃贸易补贴政策,或者采取自律性地控制出口数量等,只有这样,才会改变中国市场对美国的依赖,才会带来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动力。这里,我们先不对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做更多地深入分析,只想根据以往日美、日韩贸易战的经验评论几点:那就是这样的方法美国在和主要贸易的伙伴的摩擦中都程度不同地运用过,但效果非常短暂,即使出现了某种长期效果,也是和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初衷有很大的背离。比如,日元增值非但没有改变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格局,反而让日本经济进入了深重的泡沫经济和崩盘带来的漫长的经济低谷时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这主要是人们常常混淆了“周期性”贸易收支变化和“结构性”贸易收支变化的本质上的“差异性”。结果没有花力气去改变“结构”,而主要用政策手段去和“周期性”的内在变化力量进行抗衡,最终效果适得其反。

当然,我们要小心和不能容忍放大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思潮——即“中国威胁论”的抬头。事实上,在美日贸易摩擦“火药味”最浓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本土就曾挂起过“日本威胁论”的思潮。当时、日本的技术进步速度和金融规模扩张的程度都让一直以来居于世界“火车头地位”的美国感到心寒,更何况今天中国自然规模和经济规模都在接近美国,而思想意识形态又和美国有很大差异,我们被卷入这场“中国威胁论”的浪潮一点儿也不足为怪。简单的说,它的形成和深化正是由于上述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的一种敌对情绪,这里,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添油加醋,利用这个事端来实现它反华的政治用意。如果一小撮政客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和政治团体的力量来社会造势,那么,很有可能一个朴素的贸易争端问题会发展到经济摩擦、政治摩擦和社会摩擦的层次上。为此,我们现在更应该对那些持有“偏见”而“盲从”的一般人士,阐述清楚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意义和经济再平衡的准确内涵。

二、            贸易摩擦“倒逼”不出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

在指出上述“偏见”的问题所在之前,我们再以中国的案例来进一步描述问题的本质。众所周知,中国在2005年7月放弃了事实上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政策,人民币在随后的3年间升值近20%。而自2008年夏季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经济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再没有更大的变化。可是有趣的是,在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金融危机后期,虽然人民币汇率没有增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在大幅减少。按照中国出口产品靠价格竞争的态势应该会出现人民币增值的效果要明显高于当时日元升值对其靠附加价值出口的企业的抑制效果,但从对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带来多大变化的最终结果来看,中日两个案例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反而是当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利用日本低息条件借日元换高息货币的投机资本因国际金融市场收益状态的严重破坏开始回流日本偿还日元债务,结果造成日元需求的急速增加而带来了日元大幅升值,此时,确实看上去日本企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产品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结合中国案例仔细一想,还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造成美国市场的消费和投资能力的丧失,才在中日对美国的出口上起到了主要的抑制作用。不管怎么说,外生的汇率政策、影响最终价格的税收调整手段、数量限制等措施对贸易收支的失衡调整作用是“顺周期”的,很有限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而美国进口市场基本面的恶化——储蓄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和投资消费能力的丧失(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所致)才是真正形成了对美贸易收支平衡“有效”调整的“结构性”内生动力。

另外,金融危机后自己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加,在出国滞留期间,经常会接触到中国的富人阶层“特地”来异国他乡进行“奢侈”消费的状况。他们的消费趋向是直冲“高附加价值、世界名牌的商品”而来,个人采购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让处于危机状态惶惶不可终日的奢侈品商店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也让很多外国人大饱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很有钱”的错误判断。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在中国市场消费,拉动中国的“内需”或“外需”呢?是中国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的不到位呢?还是中国市场自身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呢?我想显然是后者。虽然,中国政府在危机后所采取的刺激消费的扶持人群主要集中在广大的低收入人群,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消费带动作用,而且,中国社会危机前后的消费水平没有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变化。稍微调查一下,我们就能找到几个富人不想在国内消费的理由:一可能是国内市场所提供的产品结构比较集中在低收入人群上,这就和我们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发育的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是国际品牌进口代理店的价格偏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惠价格的好处,三是服务水平跟不上。不管是事前购买时,客观透明的产品性能介绍(而不是一味地推销产品),还是事后对产品维修和增值的“后续服务”上,都没有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四是山寨机流通较为广泛,在一般的店中购买品牌或奢侈消费品时感到“不安心”。而到国外,即可以充分比较和选择自己中意的消费品,而且也不用顾忌店的名誉好坏问题,能够享受消费物有所值的商品所带来的“幸福”全过程。五是在国内不敢显“富”。这和中国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另一方面,在贫富分化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少数仇富心态的不法分子的存在,也让富人阶层失去了消费的“安全感”。在所有这些“结构性”的内生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族群也不一定能在政府内需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健康的消费力量(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富人资产过多的用在金融资产的投资上而不是它们想消费的产品上)。

从上面人民币汇率增值效果和富人热衷海外消费的现象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贸易收支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是周期性的因素,二是结构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的因素是指经济在周期性变动的时候,就业状况突然出现了恶化,于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资本管理政策的导入都会引起贸易收支的变化。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很多外生的改变贸易收支变化的手段和资本管理的国家相比都会失去一定的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比中国更期待国际政策的合作来改变目前周期调整过程中的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即便如此,中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状况是属于结构性的,经济不好时,它会被凸现出来,甚至被恶意放大负面影响,而经济繁荣阶段,国际贸易的双赢效果又掩盖了结构性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美国消费过度(国家军事开支、金融机构中人力资本投资的过度开支,个人无节制消费开支)和中国消费不足(国家教育开支和社会保障开支不足,个人消费能力有限)所反映的两国经济结构上的背离。而各自的经济结构都存在经济效率改善的空间。比如,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在贸易逆差上,而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边际产出率),减少不必要的军事开支,加强金融监管以保证健康的消费和投资活动。对中国而言,也不是在贸易顺差上,而是要提高人们的收入能力,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从而有效地释放出中国人口未来巨大的消费能量。这一切都无发通过贸易摩擦的升级来完成。

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失衡”状态——它是在各国健康的经济发展(或投资和消费)的“内生结构”中,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所建立起来各自合理的贸易结构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破坏各国健康的经济结构去人为地调整世界经济平衡状态所反映出来的扭曲现象。当然,为了保证这种健康“失衡的经济结构”能够可持续的维持下去,一个让世界各国都可以信赖的国际货币体系(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虽然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之心,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强化自己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功能以防范美元负面冲击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即便如此,也不会去“威胁”到现存的、有着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政客完全是别有用心),和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所创造的财富流动能够公平有序的运转下去而需要建立起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模式,也是维持健康的“失衡”状态所不可或缺的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于是,由此反映出来的国际收支(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的不平衡,是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投资和消费的最优结果,也是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光辉写照。一句话,这种健康状态下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是世界各国“各取所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更谈不上什么善恶之分。相反,人为地去加以调整这种健康的“失衡状态”,结果只能是破坏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秩序,而对当事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多也是短暂和有限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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