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三、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转变需要制度优化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供需两大层面上：从需求面上讲，今天，影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三大方面。一是在广大的农村，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严重，今天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但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环境中，如何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积极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城市化建设中，这是未来我们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气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它是靠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制裁等手段所不能改变的局面；二是即使在城镇，通过这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居民的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却依然存在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而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将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这种“非理性”的资产配置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而且，这种非理性状态持续下去，会形成恶性循环的后果——生活成本会越来越高，政府的社会负担会越来越重，最终迫不得已，放任社会“自谋出路”，那么就会严重威胁社会和谐，从而形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是谁也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最大可能性还是今后中国大部分人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三是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人群体虽然是少数，但掌控着中国大量的财富资产。而且他们财富增长的机会比起上面两层群体要多得多。同时他们又有旺盛的消费愿望和投资能力，只是今天在国内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而已。这里有我们厂商产品的定位问题，有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和后续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富人们有些消费意愿虽然能够实现，也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拉动效应，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消费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是富人消费带动的内需不可持续，而且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比单纯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比如开启遗产税（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操作）效果会更快些，毕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当初的企业家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提供富人想消费的东西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高要求和高向往）也许提供了解决富人消费模式的一个很好的范本（实际上也是一个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所得和就业机会所带来的良性的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从供给面上看，阻碍中国产业结构按照国内市场需求成功转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产权明晰程度较低，由此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物流、售后服务、消费意识、诚信文化和公平竞争程度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商业环境，和欧美成熟市场相比相差太远，所以，即使国内存在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消费者和厂家都会感到“不安心”，显性和隐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这些状态的扭转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加快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体系优化的步伐。二是专利保护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严重缺失。今天优秀大学生主动去创新立业，会遭到担心孩子生活稳定的“好心”家长们和亲戚好友的激烈阻挠。而且，由于专利保护的制度还没有成熟，扶持创新的金融环境也还刚刚起步，所以，我们既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一次创新活动，也没有像日韩那样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大规模的二次创新活动。相反，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却反而能表现我们自己当前所向披靡的人口红利优势。三是人才流动（甚至更广泛的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高，无论是（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工作机会问题，无论是教育质量（也包括社会伦理）问题，还是生活环境成本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企业自发的融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活动中。而过度依赖政府去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执政部门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腐败贿赂、国进民退、恶性竞争等问题就会不断冒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拿出具体的有效解决方案可能还需要时间。

由于我们自身的发展阶段的限制和改革不到位，让我们内生决定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肩负的成本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如何保持发展来改变上述结构性的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可是，那些周期性失衡状态下看似有效果的调整手段拿过来解决今天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是用错了药，而且副作用会很大。就拿我们自身的外汇占款这个结构性问题来说，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下面会论述，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表现为人民币的需求空前旺盛，为了保持货币供需平衡以求得人民币的稳定，央行不得不被动的放出本币，即增加货币供给，但为了防止由此加剧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又不得不让央行抽紧国内的银根，这样一来中国自身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正常资金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美元疲软现象对实际上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无形之间施加了不可低估的增值压力。再加上一些欧美企业的利益集团通过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也反复对中国施加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一时间市场对人民币增值的预期越来越强，大量的热钱也通过各种渠道在不断地流进中国，而使外汇占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但这一结构性问题是否能通过人民币增值来加以缓解呢？回答是否。因为中国目前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管制着得，而中国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又发展得很不完善，就像东南亚90年代资本市场开放的时候那样，所以，随着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大，外国资本会大量涌入国内，来利用由此引起的人民币及其人民币资产的泡沫寻找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另一方面，虽然靠人民币的增值，提高了国民的购买力，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热潮”，但是，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伴随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那么，这种非理性的“繁荣”，暂时有可能会改善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扩大与日韩之间的经常项目的逆差，但从94年墨西哥危机和97年东亚危机的教训中可以发现，靠外生的本币增值所带来的“货币错觉”和短期资本流入来补偿经常项目的逆差（增加消费信用）的做法，以达到改善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这对内在经济结构缺陷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可持续的。更应该清醒的是，即使流进来的优良资本也是看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的，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流入到我们没有改造好、而且充满泡沫成分的银行和企业中。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只有它们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才会自然而然的缓解“结构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更为准确的表现是消除病态的、没有“比较优势”根据的贸易结构失衡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多适用于周期性贸易失衡问题的外生政策手段在对内生性的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上所起到的一定的缓解作用。比如，中国越来越膨胀的外汇储备有效使用问题，就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中长期的战略意义：首先，中国经济正在为自己可持续的发展进行着重要的结构改革，用外汇储备引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及其技术，对提升我们自己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以实现经济结构“质”的飞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其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资源型要素市场的需求大国，如何保持一个宽松的资源进口环境，不仅决定中国企业盈利水平的好坏，而且甚至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第三，外汇储备急速的膨胀，给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节奏的汇改和利率市场化)和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抓住合适的时机扩大对外投资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建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所应肩负的“大国”责任。第四，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组合的合理配置，也要求我们不仅多持有流动性好安全的美国国债，同时也要求我们能够配置到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的实业投资和技术产品进口的开支上。 虽然这场危机确实让全球对美国国债投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但是在危机前美国也确实从全世界商品（出口）美元和石油（出口）美元的回流中，获得了最低成本的美元资金，而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金融投资的“比较优势”赚取了丰厚的海外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贸易逆差（低成本输出美元）和资本流入（低成本借入美元）的搭配对美国来讲可能是一个“最优”的战略！根本谈不上美国的损失和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总之，外汇储备的利用本身不能直接改变中国内生的经济结构问题，过大的评价它的作用或者不着边际地提出“向社会发放”的建议，都会导致我们产生很多“自己变得非常富裕”的误解，从而产生滥用中国劳动大军所辛苦创造的宝贵财富的不良后果。（待续）

四、世界经济再平衡不能破坏国际贸易所产生的财富创造和利益双赢的局面

1.       美国引导的贸易摩擦的理由缺乏经济理论依据和历史数据的考证

2.       加强金融监管和探索新的增长之路比贸易保护主义更为科学

3.       解决美国结构性失衡的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4.       广泛国际对话和针对“市场失败”问题上的共同合作要比双边“贸易战”更能解决问题（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调和；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扭曲问题，美元信用本位货币体系的缺陷缓解）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