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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的有利地位
                                                 ——“两会”寄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今天世界经济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和放心地让各国政府及早“退市”,以避免前期“救市”和近期市场价格复苏后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通胀严重和新一轮资产泡沫的问题,各国政府就必须要尽快寻找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因为这样才能有效地吸纳看似过剩的金融资本,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激发出技术创新的活力,把目前低迷的经济推向一个由市场自身造血功能所支撑的繁荣的经济时代。为此,欧洲多个工业国家发起了打造“低碳经济”的浪潮,争取在下一轮的增长过程中,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分享到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前不久,哥本哈根会议也向世界展露了他们“求胜心切”的这种愿望和以此作强欧洲经济的雄心(眼下希腊、葡萄牙等国政府的债务危机问题确实给欧洲经济泼了一盆大凉水)

去年11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代表国家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结合这次两会的召开,中央领导和与会者一定会对低碳经济给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中国如何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政策来积极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这里,我也想从“新标准”市场导入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一旦进入世界各国都为环境恶化所迫不得不接受“低碳经济”这一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赶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从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标准,那么,中国现有的靠非低碳标准的市场打造出来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金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而今天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刚刚进入平均3000美金的水平,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个自发改变消费结构的转折点,很多发达国家个人轿车市场的繁荣(由此带动了所在国工业生产的迅猛增长)也是从这个时点开始的。而且,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先进的装备制造业都带来了对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针对这样一种客观生产和消费环境,无论是通过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比如,产品准入标准、清洁技术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创造和保存等),还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比如,碳税、碳交易等手段)来化解,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调整成本,而这些成本一味地让政府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相反,一味让企业承担,靠加工贸易赢得竞争优势的广大中国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自主地来转移新能源的高成本或自身内部来消化成本,这就会导致中国广大企业的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们应该表达出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负起责任的积极态度,但是,全社会上上下下大张旗鼓地现在就开始走进低碳社会的做法,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并且对这些旧“产能”的处置本身,又会造成更大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一句话,由此产生的社会协调成本会让我们感到事倍功半,甚至让这种“转型”变得不可持续。所以,在寻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阻止由欧洲国家按照他们的国情所设定的这一新标准的快速推进

第二,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或者即使启动低碳经济,也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来“求变”,比如,不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发展光伏电池产业,而且,甚至在中国完成的光伏电池作业环节,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产业更消耗能源,更产生损害环境的有害物排放。那么,我担心的是,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政绩,不顾产能过剩和实际高排放的后果,大力发展这种没有市场潜力或技术含量较低而仅仅呈现出一点新能源“概念”的工程,最终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国家资源,而且,也会造成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产业中更加处于一种没有竞争力的劣势地位。当然,走向极端,完全排斥低碳经济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旦美国也做好了靠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商机,重新站上财富价值链的两个高端位置——一个靠技术获得财富,一个靠服务,尤其是碳交易服务获得财富的准备,那么,没有做好准备的我们,就会在被迫面对全球低碳经济“新标准”的时候,失去对外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挖掘中国自身内需的潜力,实际上也是为缓解低碳经济这一“新国际标准”对中国这样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兴市场所造成的负面冲击。

第三,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利用国际合作的力量控制低碳经济新标准过快的形成国际统一标准这样的步伐,因为低碳标准这里面确实有欧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寻找和切实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有利的地位。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可能生产的虽然是低能耗清洁产品,但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却是更加严峻的产能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后果。即使如此,这些产品给与中国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因为我们处于低端的生产环节而十分有限,于是,中国市场自身就无法享用相对自己收入代价还较高的新能源产品和低碳消费产品。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他们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的同时,也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否则中国大规模的生产给欧洲低碳标准的产品带来的价格下降的市场竞争力,却无法转变成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提高的效果。也就是说,在目前和欧美国家没有达成共识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上,充分施展我们最擅长的“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在低碳研发技术力量的发展上可以渐渐增加资金的投入比例,不过,千万不能过快、过度地去推动最终消费市场上的低碳产品的生产。

总之,中国的财力、物力甚至人力随着内需主导的经济战略实施显得越来越宝贵,找准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点”至关重要。但千万不能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随大流”,名声上似乎很好听,但结果却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在这点上,我们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他们在低碳经济的这个舞台上目前落后于欧洲,所以,对待低碳经济的推广,表现出非常的谨慎,甚至消极;而在美国国内,他们却十分重视低碳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在大力培育和发展与低碳产品相关的市场交易机制。换句话说,它们今天在拼命联合新兴市场的“反对力量”,甚至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给新兴市场,以此达到推迟进入低碳社会的最终目的,从而为自己争取在未来低碳社会中发挥应有的财富创造能力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为此,我们衷心希望这次两会在低碳经济问题上能够勾勒出中国未来更加明知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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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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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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