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在接受在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的时候指出：“如果说，过去的一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围绕对“复杂性”的认识，京沪很多论坛和研讨会上，决策领导和各路专家对现状的认识——甚至即使对现状认同达成了共识，但是针对“复杂性”的程度及其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居然存在这么大的分歧！比如，今天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今天我刚刚参加完的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上就能略见一斑。这不得不让我感到：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可能不是来自于外部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上上下下对现状的认识所存在的巨大分歧！我认为，对于客观的复杂性，哪怕中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冲突”也好，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对问题的本质形成共识，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但是，今天令我担心的是，我们决策层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不仅是学理上的、而且更是价值观上的鲜明分歧！这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今年开始出现盲目的“折腾”，甚至由此（这样产生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社会“代价”需要今后十几年或者几代人才能偿还清楚！

首先，对于受这场金融大海啸冲击程度最深的欧美经济来说，它们究竟是从此会一蹶不振呢？还是一个周期性调整的问题，只不过经济复苏更会漫长一些？这可能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究竟来自哪里，资源的配置和改革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

纵观欧美经济数据来看，金融体系，尤其是较大的金融机构在政府大力注资和自己“去杠杆化”的收缩战略的推动下，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严重短缺”的状况暂时出现了大幅度的好转，至少现在美国银行业或金融机构之间的投融资行为，因为资金成本的降低而变得更加通畅起来。但是，因为实体经济的“增长点”还很不确定，企业规模的收缩以及融资所需要的抵押能力和信用条件依然十分恶劣等原因，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部门的造血功能还是处于瘫痪状态（风险溢价十分昂贵），因此，失业问题、收入下降问题所带来的债务偿还能力恶化现象，又引起了部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开始趋于长期化，致力于金融体系稳定的欧美政府其财政赤字的状况会更加恶化。尤其是欧洲银行业最近卷入了欧洲后进生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让它们不得不处在欧元“放水”救助以保护欧盟政治体系的稳定或者加息“退市”以应对越来越增强的通胀风险这样“两难”的选择中（要“欧元区稳定”还是要保证“盯住通胀目标”的货币原则有效实施）；而且，欧盟态度表明得越晚越含糊，欧元大幅贬值所带来的经济复苏代价就会越大。即使目前欧洲金融体系流动性问题已经大大缓解，但是，PIGS(人们现在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或困境的“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四国叫做“病猪”)所造成的麻烦，还是会让欧元和英镑今年成为投机资本短线操作的攻击目标，由此带来的巨大动荡会给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雪上加霜”。

面对欧美经济这种不确定性，一部分人认为，欧美经济已经没有活力，中国经济必须自力更生。欧美国家的决策层和学者也呼应这种认识，希望中国加快内需建设，肩负起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增值或市场化进程在这样的判断下可能利大于弊。当然更乐观者群体的观点是不管欧美状况如何，中国的强国战略也是要从“内需”抓起。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部分人认为，尽管欧美经济的复苏如此艰难，但是，欧美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样判断的根据是，欧美国家的创新潜力和能力（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创新扶持的制度体系等）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一下子失去了竞争力，只不过是现在这些火车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火车头司机因为激励机制的缺失（比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受到过度监管问题），或者没有创新所需要的“财源”，或者需要寻找分担自己风险的伙伴(减少贸易逆差来增加就业也是希望伙伴国来分担经济下滑和失业的风险)，而不愿负起它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力上完全胜任的领头羊作用。于是，问题的性质是怎样唤起或等待它们去开拓一个为全世界带来财富增长的新机会，而且，对此大家要形成这样的共识：只有找到一个全球化环境下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崭新“增长点”，世界经济才能真正算是走出这场危机的干扰。否则，靠打贸易战来想摆脱自己的困境，最终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尤其是“我不好，你也不能好”的心胸，最终更会让自己“抑郁而死”，或者走向变态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刻意去做脱离全球化的“自力更生”道路可能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抵御欧美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确实十分有限。但是，只要我们有耐心，做好我们的改革，欧美国家一旦找到增长的“新方向”，就会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一定会再次和中国一起合作来谋求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双赢”利益。

我想说的是，因为一个还没有完成财富积累的国家要像富裕发达国家那样，没有顾虑地将自己的全部收入或依靠无法基于自己财富积累的实力来偿还的大量借贷资本进行时尚消费（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欧美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我们自己犯糊涂，不根据我们现在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去大量透支，承担所谓的 “大国责任”，那么，其结果就是要么落入希腊债务危机的命运（政府借钱给老百姓花），要么重演东亚危机的悲剧（民间自己借钱花）。所以，现在在财富积累的阶段，或者打造健康的财富创造模式的阶段，贸易顺差是（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只要未来我们能够安心地用我们的财富去得到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那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一定会带来一个健康经济的“跨期平衡”结果（也就是现在顺差，未来逆差这样的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反过来逆势而行，像过去拉美举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那样的话，一定会把自己的国家推向危机的深渊。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也是融入全球化较深的制造大国，如果一旦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那么，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就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这里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现在虽然是一个债务大国，但是，它的债务，实际意义上讲是一个“货币”的概念，而不是“资本”或“财富”的概念。如果美国今天能够向世界出售它长期积累而成的、最精华的技术，大学，高端精密产品和现代化的金融交易体系等一些无形资产比例高的“大元宝”，那么，美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债权大国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货币”的成分而不是经济强国的表现。

第二，中国结构调整问题是一个“外生”可以推动的问题，还是一个“内生”顺其自然的问题？所谓“内生”就是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必然产生的结果。而“外生”因素则是可以依靠我们坚定不移的改革来加以解决的。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否，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今天一部分海内外学者喜欢从国际收支的平衡等式上来说事，认为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是造成美国流动性过剩、进而演绎成一场全球金融大海啸的一个不可推脱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数量”上去纠偏，那就是把不足的内需拉动起来，由此去带动进口的增加，从而解决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为了加快这一数量的调整，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必不可少，而且越彻底收支平衡效果就会越好。同时，货币政策的自由度会被大大提高。不会因为外汇占款的程度加剧而造成我们物价或资产价格的泡沫问题。另外，不少学者也认为，内需培育所需要的结构调整会改变中国产品的附加价值和贸易结构（比如，服务贸易比重提高），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仅能做到“自力更生”，而且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会大大提高。

总之，这一派学者或决策层都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来改变经济结构中“数量”上的失衡问题，而且，数量改变的结果一旦实现，也就会带来了中国经济质量上的飞跃。

另外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包括我自己在内），中国经济目前宏观指标数量上的失衡问题是内生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客观决定的。改变这个数量上失衡（比如，高储蓄）的问题，只有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且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才能有效的完成这一目标。在这个问题点上，只有顺其自然！当然，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也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加快改革，为自然的财富积累创造更多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活力点。否则，我们忽视消费需求中所存在的三大“障碍”问题，和供给中所面临的四个“约束”条件，急于求成，去追求数量上的绩效，那么，这就一定会使我们把眼前暂时的“虚假”（数量上的）繁荣误认为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结果，危机的爆发不仅会没收看似已经在我们手中的财富，而且还会让我们为自己的过错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的教训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借鉴的地方。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现阶段的出口增长模式理解为是没有含金量的数量增加，而是如果没有这种财富积累的“量变”过程——“高储蓄、高顺差”，那么，在当下的中国，让经济结构转变的市场动力就会变得十分疲软。而且，靠政府财政支出来维持一个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是行不通的。

目前制约“内需”的三大障碍就是：一是全民收入增长的障碍，比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金融发展不到位等问题所造成的农民工就业难、融资难、赚钱难等这类“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二是安心消费的制度缺失障碍，比如，养老金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退休金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大众将自己的收入进入过度的“为未来所可能产生的大额支出”所做的预防性储蓄中，在当前负利率和金融体系投资渠道单一的环境制约下，必然会导致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的现象，从而导致资产泡沫或追涨杀跌的市场价格失衡局面。三是消费偏好和消费产品不匹配的问题。尤其在当前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地靠对富人收取重税来补贴中低收入阶层，而是通过发展来解决供给的约束问题，从而才能真正让富人在匹配的消费产品中自愿的支出来实现良性的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否则，“劫富济贫”的做法不仅会导致因为处于避税的动机而形成大规模的资本逃避现象，而且，也会造成金融体系流动性和投融资市场条件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在当前发展阶段中，中国经济还面对来自供给方面的四个制约条件：一，市场公平竞争所需要的制度完善问题，包括反垄断、讲诚信的法律体系设计等。二，一流人才培育所需要的教育和研发资金投入问题，三，扶持企业成长所需要的金融投融资环境改善问题，四，鼓励创新所需要的产权界定和专利保护问题。所有这些供给面条件的改善大多数是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外生的力量来加以转变的。

总之，这一类观点的持有者，认为“顺其自然”地发展是第一位。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比较优势”推动下的自由贸易战略，继续将会成为我们这一阶段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且，配合这种“开放”政策的制度“改革”，会为健康的发展扫清障碍，为市场活力的发挥创造条件。虽然前者（贸易顺差）是内生的，千万不能去瞎 “折腾”，去人为地压制出口，比如，屈服于贸易摩擦去升值人民币汇率，以此打击出口企业，倒逼企业转型，放任资产价值虚高下的金融泡沫等；但是，后者（民营企业的成长等）却完全是可以靠我们积极地改革来加以推动的。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事！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副作用”在哪里？“率先退市”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对 “今天中国经济的造血能力是否已经形成”的判断，甚至关系到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一枝独秀的中国所应肩负的大国责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表面上来看，全国上下，甚至海内外都形成了一个高度一致的看法：那就是解决2008年9月以来发生的流动性危机只能靠各国政府采取统一的宽松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防止经济因流动性的缺失而可能出现的经济硬着陆（生命终止）的悲剧。但是，大量的资金注入在今天金融市场价格恢复的过程中愈发显现出其“流动性过剩”的征兆。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它又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现象。因为中国在金融大海啸中首当其冲受到严重伤害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体系，所以，我们的政府通过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来挽救趋于衰退的经济，以此提振市场的信心。于是，它主要不是靠减税或放低行业的准入门槛来激活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的造血功能，而是通过扶持三农，振兴内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沿海城市在危机中所呈现出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但是，这种做法带来的“后遗症”是企业投资的机会和扶持条件上出现了“不平等”的问题，由此带来的闲置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房地产或股市资金）转变的现象，快速形成了资产价格膨胀的局面，从而进一步招来了热钱的投机行为。

但是，有意思的是，人们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方法却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挤出了市场投资行为，应该尽早退出。因为它造成了投融资机会的不平等（民营企业不是因为利息高而不愿融资去搞生产，而是目前不跟政府做生意就没有客观的利润入账，这一事实导致了银行无法和一个没有未来收益的企业产生信贷关系）和资金流向失衡的格局（带来了没有投资机会的企业将自己前期的利润积累投向了价格一路上扬的房地产市场），从而增加了积极参与政府投资行为的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尤其是地方政府用于低收益“铁公机”建设的财政缺口，大量的都是仰仗当地的银行机构贷款，这也是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获取出让费用的动机之一）。当然，在政府大投入的背景下民间通胀预期开始不断强化，大众买房保值的行为日趋普遍。于是，资产泡沫现象也随之恶化。财富效应的加快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胀的预期，从而造成了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的恶性循坏。

总之，主张政府“早日退市”观点的学者是基于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在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远远不及市场“看不见的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为了最大程度的吸收后遗症所带来的过剩的流动性，现在就应该毫不迟疑的采取“加息”等货币政策手段来收缩流动性。

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政府的扩张政策，一旦政府的“输血”行为停止下来，尤其是在目前外部市场还没有彻底复苏的状况下，市场的信心很容易被动摇，而且，由此造成经济状况严重下滑，那么任何我们所期待的改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比如社会和谐就会出很大的麻烦）。再者，我们不主张现在就加息，尤其是利率政策在中国因为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和金融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所以，它对流动性过剩的调控效果远远不如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作用。同时加息与否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退市的唯一信号。如果我们率先加息，不仅会因为短期资本的流入而起不到收缩流动性的效果，而且也会因为这一错误的“信号”使得中国政府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负荷急剧增加。比如，在“大国的责任”的旗帜下，出口自律、市场开放、价格放开的“诉求”会日益频繁，而且远远超过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常运营所能承受的范围。

当然，今年政府投钱的方式确实需要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各省市出现了不少千篇一律的“形象工程”，而是要通过减税或财政扶持，来推动企业成长、研发攻关、个人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养老制度等解决民生后顾之忧的体制改革。另外，尤其我想说的是，在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来“对冲”要素价格高企（因为定价权掌控在欧美市场上）对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乃至利润构成的威胁。至于通胀风险，只要致力于消除通胀预期，控制财政赤字规模和隔断国际要素资产价格对中国产品的传导机制，那么，今年服务性政府角色的转变，不会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组合拳” 去产生更为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不必过于担心温和通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总之，在后一类的观点中，虽然肯定政府在“救市”中的积极作用，但从现在开始，政府就应该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从推动经济早日复苏为主要目标的 “指挥型政府”转变到扶持市场造血功能的“服务型政府”，从而让“利”于市场、让“利”于有活力的企业群体，并进一步大力推动克服供给层面上各类问题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