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解决目前中国经济活力所面临的“四大”挑战问题上将发挥非常积极的影响：

首先，因为政府开始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支持民营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所以，民营企业将会在今后做大做强自己的同时，对人才和研发水平的需求，自然就会从市场的公平和激烈的竞争中而变得越来越紧迫，这对中国技术创新水平上一个台阶无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二，因为政府想打破市场垄断所带来的经济失衡的发展格局，所以，开始努力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这样，民间企业可以凭借自己长年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市场特有的敏感度，他们的战略转向或规模的扩张行为客观上对促进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里我想提一件事,就是我刚刚参加完由宁波市市长组织的关于宁波市十二五规划的专家论证会，会上宁波市政府展示了宁波如何配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做法。当我向宁波市政府提议能否以宁波民营经济唱主角的这一比较优势，打造一个围绕临港经济、海洋经济为主的走向世界的海洋产业和相关企业的研发、生产以及物流乃至零售等环节积聚为一体的“中国品牌建设”基地，当初日本名古屋市就是靠“打造汽车城”（丰田基地）让这一城市发出了异样的光彩，但是，市发改委主任的一席话引起了我很大的震动：我们不可能把宁波的未来交给一个大企业，哪怕它获得了世界级龙头企业的地位，因为宁波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自发的利用市场条件多元化开拓的结果，这样如果我们一种产业或一个企业受到了某种约束出现了下滑的态势，但是，宁波还有很多在其他领域有活力的企业，他们出色的业绩完全可以冲销一种产业或一部分相关企业业绩下滑时对宁波所带来的冲击。也许，这就是宁波民营经济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得以迅速成长的成功秘诀，这也可以解释出为什么宁波市政府一直以来努力想服务好民营经济、并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动因所在（目前宁波市政府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常务副市场王勇的话说是要“跳出宁波看宁波”，我相信宁波的民营经济模式在危机面前会探索出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因为民营企业吃的不是国粮，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十分重要，如果产权模糊和专利保护不到位，那么，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不敢“阳光化”,从而造成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或资本市场的泡沫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必然就会迫使他们选择“急功近利”的投资经营方式，快进快出，这对中国产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创建自己的品牌或建立自己长期的产品或服务上的比较优势都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在促进民间资本阳光化、健康化发展、以及民营企业不断成长的同时，国务院已经注意到要保护和扶持民营企业自身的利益以及生存环境的这一关键问题。当然，也要控制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而不惜违规违法的行为。这一点所有企业在制度不完善的经营环境下，都很容易出现不利于中国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国有企业具有垄断资源的优势和对上级决策层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违规行为可能比纯粹的民企更加严重。于是，鼓励和引导民企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就成为这一次通过新一轮“民进国退”的扶持方式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一发展战略的新亮点。

第四，因为鼓励民营企业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和改革开放前30年一样，继续承担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所以，除了放开一些产业准入门槛以外，还要注意创业或业务开拓过程中所需要的风险融资和风险规避的金融支持。目前民企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筹和其他资金，占了82.8%，国内贷款占13%,而国企却能得到项目资金中64.8%的银行贷款。当然，民企传统的抵押贷款能力较低（企业规模小，资本积累不足等），而且所从事商务的风险程度也较高，这对于从事传统的商业信贷并主要靠具有规模的贷款息差来保证自己利润增长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讲，要承担风险融资确实很难，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直接金融的投融资平台，努力吸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发展慈善基金、壮大私募基金等，为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问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今天再不改善投融资环境，不重视民间资本在摆脱危机和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生力军作用，不服务好民营企业对各类投资环境改善的需求，那么，中国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因为企业经营的低效，劳动力收入增长的缓慢，收入再分配的资源限制，以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能力下降，而变得更加对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依赖程度，即使中国市场的繁荣不断升温，但它跟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个人收入的提高有可能脱节，最终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科技和经济的实力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乃至国际政治利益上的话语权都会大打折扣,中国内需的繁荣也仅仅是建立在政府的财政支撑或资产价格膨胀这样虚假的财富效应的基础上,总有一天,因为政府的必然退市或资产泡沫的缩水而让中国经济出现非常麻烦的硬着陆。

举一个例子而言，最近铁矿石价格又随着中国经济的新一轮经济复苏开始迅速飙升，作为中国一个世界上铁矿石需求最大的国家而言，我们没有能力和国际三大供应商（力拓、必和必托、淡水河谷）进行价格谈判，究其原因，虽然有很多，比如，他们在“矿质”方面具有着鲜明的比较优势，看上去好像无法替代，但是，我们自身存在的资源垄断而造成的高价格销售和部分贸易商肆无忌惮的套利活动等现象，也会让三大供应商为了不断挤压中国流通领域的巨额利润而向上抬高价格，这给我们的海外谈判制造了巨大障碍。另外，国内部分领域部分地区的过度投资，也是造成中国对外要素资源的刚性需求，现在，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投资渠道也就是能够让有条件的企业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退出高能耗的产业，减少中国对外部资源的刚性需求。同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可以增加战略储备的规模，通过发挥平抑被投机资本恶意操作的价格，来保证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避免民营企业自找出路的现象，这反过来也不利于中国企业整体的谈判能力。当然，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形成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价格谈判小组，代表国家发出统一的声音去和三大铁矿石海外供应商周旋，但是，不管怎样，千万不能够将谈判过来的“优惠价格”再因为这些资源还是掌握在部分国有企业手中，形成不必要的第二道“零售市场”，从而客观上造成了挤压民营企业经营利润的恶果。

总之，今天，中国政府迈出了摆脱危机、好字当头的发展战略中最为关键的第一步，接下来应该配合温总理的四大政策措施，定出进一步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真正做到能够让民营企业自发地冲在政府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第一线，从而形成一个能够代替目前政府靠输血型的刺激方案所维持的经济增长的造血机制，真正打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