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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世行的“第三把交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0年联合春季会议25日在华盛顿闭幕。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180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经济专家着重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金融部门监管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会议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因为它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到47.19%。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 4.42%,一下子成为了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对于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跃进这一现象,我们既要为之感到振奋,同时更应该珍惜我们今天所处的具有话语权的地位来捍卫好国家的利益和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我想借此机会提出三个机会和三个建议:

首先,我们迎来了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机会。今天虽然美国的地位丝毫没有撼动,但是中国的跃进态势至少让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开始注意倾听以中国为代表的成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呼声。这次会议形成的增资共识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追求的结果。因为这些资金可以用在结构调整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设中,尤其是代表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和生产所需要的巨大投入成本的领域,为形成世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发展合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我们迎来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机会。尽管世界银行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缺乏效率,甚至有些时候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来提出接收援助的苛刻条件。今天随着中国声音的增强,世行的援助方式将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至少能够让发达国家成员能够了解到危机中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怎样的帮助。为恢复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各国的名誉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欧美日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中国这样能够改变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生力量加盟。

第三,我们迎来了伸张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宝贵机会。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动发展中国进行市场化建设的过程中一直以来都是倡导一种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理念,包括欧美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市场开放的举止,但目前看来,这种做法在制度不完善和经济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容易让投机资本钻空子,结果一场浩大的金融危机会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消失得荡然无存。危机后又采取休克疗法的改革措施则更加造成了在危机中已经削弱的社会信赖基础出现越来越巨大的裂痕,以致让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步伐不得不变得缓慢甚至停顿下来。所以,中国今天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来直接调整世行目前所坚持的发达国家中被认为成功运行的市场价值观。为保证中国继续实行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化节奏和模式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今后可以预计,中国在IMF组织中的地位提高,同样可以为中国政府所关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其由此形成的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运用效率的提高将发挥积极的意义。

上述的“三种机会”只有当我们争取到像今天这样的更有话语权的地位,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可以去主动把握。今天,中国世界排名第三的经济规模已经越来越让我们难于做到根据我们自身的国力(人均收入只排在世界的一百多位之后)来选择发展战略。按理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的那样,用韬光养晦、脚踏实地的心态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实力,而不要急于张扬造势——也就是以守为攻的发展战略。但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国责任和“中国威胁论”的呼声与帽子乡我们铺天盖地的投来,而我们也感受到很多情况转攻为守的做法,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尽管如此,这里我们还是要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告诫,即使形式上采取了张扬的对外经济交流的方式,但自身的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那份十分重要的沉稳心态。为此,我想提出三点建议,引起大家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的关注:

一是利用资源向发展中国倾斜的机会,发挥中国出资方的有利地位,增加人民币的贷款规模,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打下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今天增加中国政府的控股规模仅仅是和中国的外汇储备相联系,也就是世行融资还是以美元方式融资,那么,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绝对控制力或相对控制力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相反,通过援助扩大世界美元化的程度,为美国企业降低换汇成本或汇率风险发挥不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天或短时间完成,但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输出”人民币,降低我们外援的成本和提高外援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这样的努力长期坚持下去,总有一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大幅提高和人民币输出所带来的“国际化”外部环境的形成,中国自然而然就会实现自己创造的财富可以自己来管理的最佳境界。

二是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帮助了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这对中国自身的发展空间的开拓带来积极的意义。为此,我们要把自己在世行的工作及时地进行披露。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没有达到目标也能够让我们的盟友看到中国的诚意,将来在中国需要宝贵的资源、需要外部的市场来扶持中国发展的时候,中国就能够以一个优势的条件来获得,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双边的支援方式,和世行这种第三方的援助方式形成一个良性的互补机制,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形象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网络效应。

三是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为世界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应该呼吁发达国家或引导发达国家向世界经济共同所追求的增长方式上,去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包括我们中国自身绿色工程所需要的巨大投入资金。尽管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交涉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如果能够通过第三方的援助方式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支持,那么,将来围绕绿色经济或其他形成世界共识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的障碍——各国就会形成一个合力,去构建一个庞大的崭新的经济发展规模,这种做法恰恰是走出危机最有效的方式!

相反,现在过多的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如果引“中国出山”的真正用意不是对中国经济强大的一种认可,而是让中国不顾自己的发展阶段的约束去承担无法承担的“大国责任”。那么,面对这样的“阴谋”和“阳谋”,我们反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提出上述建设性发展模式的同时,也要管好我们自己的钱袋,更要像发达国家那样,首先把钱用在提升自己国力的尖端领域和带来社会和谐效果的保障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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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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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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