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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亿出资IMF意味着什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央行19日晚间宣布,中国支持并决定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而世界第一号大国美国却没有任何的行动!那么,如何来解读中国政府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规模参与到国际救助机制的阵营中,这可能是大家都想了解的问题。我归纳了一下,主要的动机来自于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和欧元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政府层面上而言,我们外汇储备多元化结构离不开欧元资产,如果欧元受到这次欧债危机的巨大冲击而大幅贬值的话(往往会伴随恶性通胀的发生),非常影响我们刚刚开始的储备资产优化的战略。另外,欧洲对我们官方资本和国有企业,与美国相比,没有太多歧视性的保护主义做法,所以,我们能够较好地利用储备资金和国家管理的比较优势来获取欧洲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源以弥补我们自身的缺陷。从企业层面而言,欧洲有很多跨国企业来华投资解决了我们就业、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管理的团队,也让我们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技术,尤其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政府税收。现在,在人民币升值和大宗商品涨价的推动下中国企业也来到了欧洲寻找新的发展商机,所以,欧洲经济的稳定也成了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条件之一。从2005年开始欧洲成为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调整增长方式,但是,欧洲市场若能确保开放繁荣的状态,绝对为我们赢得了调整增长方式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当然,这几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不断开放的国内市场也给欧洲企业和商品开创了广泛的市场。再从消费者层面而言,中国今天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他们很多消费的偏好恰恰是欧洲企业的比较优势。今后,欧元的适度贬值会更加带动中国这群消费力量对欧洲奢侈品、时尚品和异国的服务情调所吸引,也会吸引年轻人为了理解历史悠久的欧洲而去那里留学深造。所以,这次在影响欧洲危机局势变化的关键时刻,中国大力注资也是为了能维护中国与欧洲这些年来所建立起来的良好经贸往来关系。否则,欧洲经济一旦瘫痪,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其次,中国选择注资IMF的救助方式,也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壮大的需要。众所周知,IMF融资方式是一个面向多国集资的方式,而且这次注资的时机正好是IMF开始进入份额制改革的阶段,中国以大笔的投入,向世界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新的份额框架中一定要更多地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因为这些年来世界经济的企稳和解除发达国家流动性恐慌问题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发挥了功不可没的积极作用,所以,理所当然要提高他们的话语权,尽管现在只关系到份额环节,但今后IMF的资金池很有可能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深度挂钩,也就是当IMF所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制度SDR成为一种新形式下的储备资产计价单位时,其价值就不再是受美元的波动而影响,相反,中国人民币价值的话语权就会大大增加。这完全不能排除将来有一天中国人民币的清算体系被世界所接受的话,它的功能还会从准储备资产地位衍生到最最重要的作为清算目的使用的国际货币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注资一方面可以看作我们储备资产多元化的一个选择,另外也可以看成中国政府未雨绸缪把注资当作一次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难得机会。

第三,中国这次大力注资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参与到摆脱金融危机的国际事务中,愿意以这种方式把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通过自己的勤劳所得到的“全球化红利”再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将其贡献出来。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它最大的功能,也是这次选择这种援助方式的根据所在。

众所周知,现在救助欧洲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IMF渠道注资,这种方式相当于一个国家金融危机时央行出来发挥它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也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会轻易地向金融体系或市场注资,因为这种不问清原因的救助方式很容易引起当事人道德风险的行为,根本不能杜绝今后类似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源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次的注资方式是最谨慎的,何况实际投入多少还要看主权债务国家和问题机构是否符合满足救助的条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次欧盟和欧洲央行临时启动的救助方式,一个是欧洲金融稳定设施(EFSF),由欧元区成员国出资形成一个小的欧洲版IMF来充当最后贷款人,某种意义上这个组织都有一个共同利益链,就是维护欧元区稳定,所以,不能保证它的救助方式就是最公平的。中国没有大力参与到这个欧洲版IMF中,也是担心信息不对称给我们第三方造成的影响。而IMF注资方式,相对而言,在欧元区问题上要显得中立多了。还有一个类似的救助机制是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主要由欧盟财政作抵押,但救助金额相对较小,可能也更严格。这两个机制因为没有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应急而生的,所以,今后得到法律批准的救助机制叫欧洲稳定机制(ESM),它的使用方式和条件将更趋于规范和中长期使用,也就是不光是解决流动性短缺的问题,而且还能帮助问题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不管怎样,他们多数是以欧元计价,所以,若欧洲央行参与购买这些资产(比如欧洲央行启动LTRO计划),那很有可能就会稀释债权人的资产,如果中国是利益的第三方,那么,就可能会承担比欧洲债权国更多的风险。最后一种救助方式就是双边援助方式,我们直接去购买希腊和西班牙等发行的债券,显然这种援助,在没有附加条件和约束力的情况下,作为债权国中国承担的风险要比上述两种方式来的更大,更复杂。

总之,这次选择IMF大力注资的方式,即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人文关怀(大国责任),同时对国内纳税人而言也是一种较为负责任的安全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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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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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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