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比市场普遍预期的8.3%要低,而且是连续五个季度增速回落，另一方面，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8%，而这个数字又比市场的预期要高一些。从这两个出乎意料的数据和进一步细读１３日温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布置的九大重点工作内容,我们似乎更能感受到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滞胀风险不容忽视，虽然近期的数据明显表现出企业的利润在下滑，但是，信贷的增长明显加速，一季度新增贷款2.46万亿元，同比多增2170亿元。其中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贷款8320亿元，规模显著下滑；而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1.57万亿，达到去年同期的2.10倍，占新增贷款比重达63.6%，比去年同期占比提高了30个百分点。若未来实体经济的活力无法吸收这些扩张的流动性，那么，和前几年一样，生产原料和一般消费品就会沦落为“投资品”，出现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而通胀压力不断升级的现象。

 二是欧美经济的低迷以及大选之年所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严重影响中国出口能力的增长和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情绪低弱的问题。一季度进出口总额8593.7亿美元，增速放缓同比增7.3%。而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786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2%)，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2.9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5191亿元，增长9.0%,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若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从而影响到市场进口能力的正常发挥，以至于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急剧萎缩,即使如此,却反而出现贸易顺差有增不减的结果。这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的节奏和方向。

 三是内需增长缓慢，政府干预市场趋势增强。虽然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但是，春节效应的作用举足轻重，而曾经真正拉动过中国经济的“住行消费”，今天却双双跌落。其中，汽车类增长11.0%，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2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7%)，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但是，从一季度累计量看，全国财政支出2411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亿元，增长33.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841.98亿元，同比增长22.7%；地方财政支出20276.07亿元，同比增长35.9%。虽然，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投资规模较大，增速也较快，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还有待后日检验，尤其是能否提升市场活力，促进民间资本的进入方面更是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针对上述的中国经济现状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觉得中国经济顺利闯关的秘诀是：“拿投资、抗危机；抢时间、换内需”。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是给中国企业减税，尤其是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的企业减税。如果政府感到这样做会增加政府的开支，预算上无法平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非对称性的税收结构调整的方式来推进，即增加上游垄断性行业的税收来“补贴”下游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负担。否则，由此带来的大量下游制造业和 服务业资本的退出会增加今后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另外，个税起征点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税负降低我觉得更为重要，只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得到保证，那么，个人的财富增长才会有寄托，政府的税源才能厚实，否则，靠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就能让由劳动能力的民众过上舒适的日子，那么，中国经济迟早也会走向与南欧那些缺乏活力、患上了“高福利综合征”的国家一样进入到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

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处在下游的少数国企、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有能力吸收高成本的进货方式而暂时不抬高价格去转嫁成本，但是，这种排斥竞争的扭曲的经营模式任其发展下去，就必然会挤出大量弱小而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最终，行业一旦形成垄断，就一定会以各种高定价的方式，把前期积累的成本负担都转嫁到没有选择余地的消费者头上，这样一来，对人均收入还处在较低水平、从而对价格变化十分敏感的中国大众而言，要取得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消费”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花了巨额的资金想推动本国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所有的“转型努力”都是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中推进，结果，除了自己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外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改变市场悲观情绪的结果。中国政府今天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不要小视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留下的长期化的负面影响。

为此，要尽量从两方面来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的步伐。一方面就是对外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强化国际合作的战略，让中国企业继续发挥其享有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危机时代，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会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只要没有人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措施和人民币汇率和工资水平过度的上涨，那么，中国企业将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就是确保国内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盈利的环境，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消费中国产品的比重。努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完善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少数的中高收入阶层群体能够从国内安心地大量消费中率先体验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幸福快乐，由此来带动企业的发展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

虽然，中国经济步入“创新型”社会和“高消费”时代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尤其是为了形成大量创新型的实用人才，中国政府更应该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来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和增强现有的研发机制。否则，“人口红利”随着的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的过程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业中。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福利资本的低效运营都可能会造成中国社会整体抗衡风险能力的衰退和由此产生过度储蓄的现象。再次，针对当下城乡发展的失衡格局、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现象等，若没有一个健康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渠道加以缓解和消除，那么，中国经济的转型成本和成功的概率就会大打折扣。最后，为了尽快让中国的贫困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完成它们的原始财富积累，从而顺利步入到现代化的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群体中，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与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怎样，目前投资方面我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谋求财富增长所形成的内生动力)，确实能给中国经济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赢得培育内需、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和增强自信、齐心协力所不可或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2012年将是一个充满悬念、充满挑战和充满机会的一年。中国经济能否突破重围更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决策部门对大势的判断能力和大度包容的胸怀、取决于中国社会上下奋发前行的凝聚力，也更取决于我们按部就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不可动摇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