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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不应让我们心存“幻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最近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明显的升温迹象,作为世界经济第一、第二大国之间的贸易纷争,对依然处在疲软复苏的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至少从短期而言,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名义上看似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锁国式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会造成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萎缩,从而进一步增加各国摆脱金融危机的调控成本。从中长期看,贸易战会扭曲各国资源的配置,使得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效率大打折扣。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当下依然违背自己倡导多年的自由贸易的理念,以贸易战来维护和争夺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单边利益,究其原因,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可调和的“高失业”问题。众所周知,这场危机让美国不得不进入了一个至大萧条后的又一次漫长的周期调整,但是,走出这场危机美国依然还是依靠自己本土的创新力量。尽管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失业率也有所降低,但是,大量的非技术工人今天在美国社会中越积越多,这里面有美国收入分配问题恶化的因素,有美国私有化教育制度“亲富排贫”的歧视问题,有美国移民就业安置政策上的问题,也有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并不在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成本优势因素上,相反,对美国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人才若不给予足够高的工资待遇,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就可能被打垮。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创造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力在危机阶段更加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只有等到它新的生产力不断壮大,消费全面恢复的时候,这批劳动大军才有可能回到就业的岗位上。可是,今天在美国大选之年,他们整天上街游行(占领华尔街就是典型的表现),发泄对现任政府的不满情绪,非常影响到现任奥巴马政府的连任计划。所以,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从一定程度上就是想通过打“中国贸易牌”,把中国低端产业“夺回”美国,以解决这批低端劳动大军的就业问题。

   其次,贸易大战也是美国今天调和中美之间经济力量较量的一个重要手段。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暂时处于一种修复资产负债失衡状况的“休眠时期”,而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则在强化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应有的地位。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无论实体经济的壮大,还是金融国际化战略的强化方面,中国都表现出了很多积极推进的态势。尤其是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治理问题的改革举措(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等)都让美国越来越面对自己债务高企、国际信用下滑的挑战。于是,急于平衡自己对中的贸易失衡结构,避免占有国际霸权地位的美元,继续凸现其结构性疲软的态势,就成为美国今天调整的首要任务。于是,遏制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某种意义上就是遏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对美的经济力量构成的威胁。

   第三,贸易战在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会产生非常不健康的对中贸易战的群体行为。因为在危机中,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盈利能力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就业能力,各国政府税负的调整能力,而这一切可能短时间都会降低本国政治协调的成本。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到,对中贸易战不是一个单一的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已经影响到大量对中贸易逆差国家或和中国具有相同贸易结构的国家都在搭美贸易摩擦的“便车”对中实施过度的“制裁”,并且互相感染,力度加剧,这给本来就脆弱的世界经济更加蒙上了不容忽视的阴影。

   综上所述,中国在面对这场利益越来越复杂的贸易战中,应该一如既往的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至少也是为“培养内需”所需要的增长环境赢得宝贵的“调整”时间,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胸怀,既要注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所呈现出的内在的比较优势——贸易和投资支撑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的结构,也要强化国际政策协调的力度——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和多国合作渠道来加大对美国等贸易逆差国的进口规模,避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升级和让“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单边来承担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甚至我国政府应该联合世界对美贸易顺差国家,一起采取一些主动的干预和补贴政策,来为美国创造属于它竞争能力的就业岗位,而千万不能容忍拥有世界主导货币的美国,轻易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创造其国内“就业岗位”的救市行为。

当然,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目前任何脱离中国实际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或增加收入、刺激内需的“理想主义”,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虽然从表面上看,贸易摩擦的程度可能暂时缓和了,但实际上中国产业的空心化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了,因为当下我们由于教育和研发的能力与制度的缺陷,大多数企业缺乏和美国在高端产业上的竞争实力,所以,最终竞争的结果不得不让我们很多迫于政府产业升级压力的民营企业,只好放弃实业进入虚拟经济“赚快钱”的领域,或者进入以后持续不了,也只能退出自己“不擅长”的高端产业或高端制造环节,由此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浪费和扭曲的后果,将是长期的,十分严重的。未来即使世界经济真得开始复苏了,但我们却因为这些年来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很容易在流动性泛滥与世界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快速形成资产泡沫的格局,从而很快就会让我们陷入到当年广场协议后形成的、至今为止也难以自拔的“日本病”的泥沼中。

总之,我认为,危机中世界各国更应该加强互相合作,尤其要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来优化全球贸易的结构,而各国关起门来搞"结构调整",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孙立坚:培育内需的关键在于长效机制

 

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2-03-27 20:17:10

   

  导读:国务院发文明确《政府工作报告》分工,要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防止物价反弹。经济之声聚焦:"扩内需"被放在今年重点工作的突出位置意味着什么?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今年的物价调控,又会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中广网北京327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中国政府网今天刊发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意见特别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克服推诿扯皮的现象,真诚倾听民意,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并强化考核和行政问责,严肃责任追究。

 

  这份意见根据中央关于2012年工作部署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今年的重点工作做了明确的要求。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意见充分体现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今年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被放在了首位,而这其中又明确提出第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是" 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第五是"搞好价格调控,防止物价反弹"

 

  与去年相比,去年文件中规定的第三项任务就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而今年扩大内需、优化投资都放在了稳定物价的前面,这也反映了宏观调控趋向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今年依靠扩大内需来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将是主要任务。在具体的落实扩大消费需求的任务中,跟去年相比不同的是,"意见"提到要加快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不仅仅停留在去年的依靠增加政府的支出和补贴,换取一些短期的刺激效应,而是着眼长远,要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依据这样一份分工要求,今年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将会发生哪些变化,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寻找探索下一轮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孙立坚:我们看到前几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每一次启动都来自于一个制度的红利,今天我们制度的红利就是来自于我们各个部委大家共同分担任务,共同克服在低迷经济当中的各种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行政很长一段时间是条块管理,业绩的考核都是以块来考核,但是今天明确提出大家不要推诿责任而更多的要提高办事效率,我想这是给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红利,所以做的好直接会影响到新一轮增长的启动。

 

  在去年的意见中,"稳物价"放在了"扩内需、优化投资"的前面,而今年"扩内需"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这跟今年的宏观调控总基调"稳中求进"是一脉相承的。孙立坚表示,今年在扩大内需方面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

 

  孙立坚:一是客观的原因,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外部环境依然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通过外部的经济来带动中国内部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很多的障碍。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海外都有一个中国要负起大国责任的呼声,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怎样通过自己可持续发展探寻是一个关键。我发现在这次扩内需当中特别强调了一个长效的机制,这个长效机制当中也隐含着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更多的希望内需的启动的过程当中,政府花了很多的财力的投入,但是一些制度的问题不解决,内需难以真正启动。比如说消费者不敢消费因为有后顾之忧,因为国内市场消费环境的保护不到位,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中国有消费能力的人到海外去消费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如何来树立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个消费环境,解决收入不分配遏制潜在消费能力的问题,以及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提升消费能力的这些长效制度上的改革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简单的财政的补贴,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树立好长效的机制才是真正让中国有效的内需焕发起来、克服外需低迷的关键。

 

  更多的网友注意到意见中提到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很多的人都在网上发言说这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对此孙立坚评论工资没有跟着财富刚性同步上涨,确实工资该涨得必须涨,但是如何让工资可持续增长才是关键。

 

  孙立坚:我们也注意到像欧洲主权债务的国家实际上没有劳动生产力的上升,却把整个国民收入的福利涨上去了,结果发现企业没有能力创造能够带动工资增长的利润,这样就造成了企业被挤出,很多企业退出了产业,这使得我们工资增长不可持续。所以如何解决工资增长、劳动效率和社会贡献度挂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另外一点我想指出今天我们发现收入的增长确实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环节,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解决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发现有很多是创造收入的机会没给予平等,造成了本来我们可以通过付出劳动、通过自己的贡献来获取正常的收入,但是因为教育不平等、工资准入的环境不平等、进入国企和民企收入增长的机会不平等,就造成了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力,但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我觉得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比最终付出了劳动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更加问题严重,更加急需解决。

 

  今年意见还要求继续把抑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作为稳定物价的重点,而三月份全国50个城市的蔬菜价格继续上涨,对于今年仍将与食品价格之间存在一场持久的较量,孙立坚表示赞同。

 

    孙立坚:物价上涨确实是非常艰苦持久的战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欧美国家宽松的货币环境没有改变,大宗商品涨价的隐患还继续存在,再加上我们国内如果有这样通胀的预期,农产品的价格由于物流的环节由于配送的环节没有梳理清楚,还会造成物价的上涨。因此对物流环节加强监管以及进行战略的资源储备,对于控制物价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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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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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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