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产质量问题比“暴利”更让人担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3月15日周小川行长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对社会上普遍认为银行存在“暴利”的批评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经济周期的调整左右着银行利润的增长。而前央行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吴晓灵女士却坦言：中国银行业巨额的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不管两位有着丰富央行经验的领导是否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聚，即使银行业有着丰厚的“利润”，但也冲销不了这两年由地方债和楼市按揭贷款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银行“资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

一方面，根据银监会在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去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为10412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36.34%，银行日均利润高达28.5亿元。而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占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1.58万亿元净利润的四成以上！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看到中央汇金公司在支持工商银行、建行和中国银行等将2011年分红比例继续下调5个百分点的决定。同时，它又在去年10月份，为了给银行业注资，大幅增持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

从本质上讲，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银行业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为，居然放出了10万亿的信贷规模。即使目前地方债和按揭贷款的扩张目前受到了遏制，但是，基于前几年信贷扩张而构成的庞大资产上的“利差收入”，就根本不受中国经济开始下滑的影响，由此在困难经济情况下带来的银行巨大的利润，就自然和其他行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目前我们来深究银行业“资产”的质量状况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点“暴利”可能就显得“杯水车薪”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高薪的作用和敦促银行业分红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前者是为了防止套现，对银行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看似寻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的解决方案，但是因为银行利润的流失会更加造成银行在资产质量不良的情况下流动性风险加剧的格局，甚至今后会使得一些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严重后果。

基于今天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资产质量”的问题这一事实，国家对房地产的监管思路也将是求稳在先，价格回落在后；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国家鼓励各地的银行去降低居民首套购房的利率，以促使健康的住房消费增长来“对冲”楼市监管力度过大所可能造成的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又坚定不移地强化楼市的整顿，防止社会闲置的资金继续炒高楼价，由此造成银行资产更加面临泡沫崩盘的风险。同时，国家又在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来释放银行这几年积累的风险——即努力开拓更多产业发展的舞台，吸引银行资金大量地进入实体经济，从而确保银行资产质量未来能够随着经济复苏而不断得以改善。而上述降低分红和汇金注资等的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银行流动性增长的空间，从而为今后实业发展带来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和由此产生的银行资产质量自然改善的市场效果，赢得宝贵的时间。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来抑制银行在盲目的信贷扩张中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而千万不能迷信抵押资产能够抗衡事后危机的“神奇力量”！而且，即使让银行实施再保守的压力测试，也不能解决由于抵押资产一旦失去了流动性后给银行的健康运作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尽管竞争与开放能够改变银行暴利的格局，但是，不能排除繁荣时期银行业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资产质量严重下滑的问题。所以，监管部门除了加大银行抗衡风险所需要的审慎性监管的力度，而且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改变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现状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但是，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集中在我们的银行业，它的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在目前中国金融的发展阶段，要远远大于股市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首先要强化中国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然后，需要建立严格的“逆周期”的审慎性监管措施，避免“推波助澜”或“乘人之危”的“顺周期”监管方式(繁荣时候放松监管，萧条时候强化监管)，接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工具，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再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这样的安排，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后得到的总结，以便于我们能够在优化中国银行业服务的过程中，使改革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