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经济顺利闯关的秘诀
——2012年中国经济会走向哪里？(续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在欧美经济日益疲软的大环境下，在政府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减弱和货币政策又进一步趋紧的格局下，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失去以往推动我们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和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制度红利”，不仅如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也在面临着 “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减弱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从刚刚公布的2011年关于中国的物价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等各项关键指标中，我们也能意识到：中国经济今天来到了需要抗衡短期经济通缩（长期经济滞胀）风险、确立具有市场活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十字路口。尽管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努力，从理论上讲，需要我们放弃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带来贡献，所以，经济指标的疲软社会不应该有过度悲观的反应。但是，忽略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在的发展阶段的约束，忽略民营经济这个市场主体在转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忽略金融体系的健康与成熟度对社会大众创造和积累财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投资的放缓和消费的疲软所造成的全球CPI和PPI价格指数的连续下滑现象，就不一定能够通过对前期通胀压力的释放和负利率问题的缓解等利好因素，可以唤起未来中国企业为推动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创新动力，也不一定能够让社会大众在对未来充满乐观的预期下提升自己消费水平，从而达到繁荣内需市场的效果，更不一定能做到让集中在虚拟经济部门和海外游走的民间资本重新回到促进就业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实体经济的舞台中。
所以，针对上述的中国经济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觉得中国经济顺利闯关的秘诀是：拿投资、抗危机；抢时间、换内需。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是给中国企业减税，尤其是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的企业减税。如果政府感到这样做会增加政府的开支，预算上无法平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非对称性的税收结构调整的方式来推进，即增加上游垄断性行业的税收来“补贴”下游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负担。否则，由此带来的大量下游制造业和 服务业资本的退出会增加今后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另外，个税起征点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税负降低我觉得更为重要，只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得到保证，那么，个人的财富增长才会有寄托，政府的税源才能厚实，否则，靠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就能让由劳动能力的民众过上舒适的日子，那么，中国经济迟早也会走向与南欧那些缺乏活力、患上了“高福利综合征”的国家一样进入到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
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处在下游的少数国企、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有能力吸收高成本的进货方式而暂时不抬高价格去转嫁成本，但是，这种排斥竞争的扭曲的经营模式任其发展下去，就必然会挤出大量弱小而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最终，行业一旦形成垄断，就一定会以各种高定价的方式，把前期积累的成本负担都转嫁到没有选择余地的消费者头上，这样一来，对人均收入还处在较低水平、从而对价格变化十分敏感的中国大众而言，要取得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消费”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花了巨额的资金想推动本国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所有的“转型努力”都是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中推进，结果，除了自己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外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改变市场悲观情绪的结果。中国政府今天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不要小视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留下的长期化的负面影响。
为此，要尽量从两方面来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的步伐。一方面就是对外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强化国际合作的战略，让中国企业继续发挥其享有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危机时代，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会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只要没有人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措施和人民币汇率和工资水平过度的上涨，那么，中国企业将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就是确保国内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盈利的环境，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消费中国产品的比重。努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完善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少数的中高收入阶层群体能够从国内安心地大量消费中率先体验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幸福快乐，由此来带动企业的发展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
虽然，中国经济步入“创新型”社会和“高消费”时代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尤其是为了形成大量创新型的实用人才，中国政府更应该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来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和增强现有的研发机制。否则，“人口红利”随着的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的过程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业中。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福利资本的低效运营都可能会造成中国社会整体抗衡风险能力的衰退和由此产生过度储蓄的现象。再次，针对当下城乡发展的失衡格局、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现象等，若没有一个健康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渠道加以缓解和消除，那么，中国经济的转型成本和成功的概率就会大打折扣。最后，为了尽快让中国的贫困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完成它们的原始财富积累，从而顺利步入到现代化的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群体中，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与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怎样，目前投资方面我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谋求财富增长所形成的内生动力)，确实能给中国经济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赢得培育内需、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和增强自信、齐心协力所不可或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2012年将是一个充满悬念、充满挑战和充满机会的一年。中国经济能否突破重围更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决策部门对大势的判断能力和大度包容的胸怀、取决于中国社会上下奋发前行的凝聚力，也更取决于我们按部就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不可动摇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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