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入世红利”能够带来未来的“转型红利”吗？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在今天(12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入世10周年的高层论坛上，胡总书记、拉米总干事长、素帕猜秘书长等海内外领袖人物，都一致高度地认同了中国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赢家之一，也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的重要讲话中都直接和间接的提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开放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会将今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和由此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通过更加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政策，与爱好和平、共赢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分享。听后感触很深，不由得想起自己前两天在青浦举行的“上海总部经济高峰论坛”上所作的讲演内容。那天，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1.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挤压中国增长的“入世红利”。2.上海“总部经济”的“转型建设”所面临的深层挑战。3.“总部经济”要长期探索“全球化”的新视野。很多想法在听了今天决策层的重要讲话后更是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这里对我那天的演讲内容稍作修改，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和深入探讨。

一、未来欧美大国经济的疲软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11年来到了岁末关口，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浓厚，未来对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战略要求变得越来越高。

首先，欧债危机问题由于欧洲主要债权国的利益分歧正在从一个区域的债务违约问题演变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的严峻状况。可能一旦发生这样的恶果，负面影响程度会超过2008年雷曼倒闭时的恐慌状态。

这两天不仅是欧猪五国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和自救可能性丧失殆尽，而且，严重牵连到德法英为代表的欧洲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从而已经开始影响到国际金融市场日常业务循环所需要的流动性。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六大银行对市场紧急注资的联合救市举措就充分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好在上周末的欧盟会议中，出现了欧洲央行降息和德法有条件的联合救助的“利好”材料，一定程度上会起到短时间抚平市场恐慌的效果。但是，欧元机制内在严重的缺陷、德法英主要欧盟国家在08年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后，尤其是来到了大选的前夕，目前变得更加斤斤计较，国益至上了，所以，救助的方式、力度和时机都很有可能不到位而导致市场投机力量越来越猖獗，市场“避险情绪”越来越浓厚，最终引发非常严重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反过来直接会威胁到欧元机制生存的问题。上个星期人民币汇率的大跌也充分释放了大量海外资本“现金为王”的投资战略开始日益显现的强烈信号！只不过它提醒和检验了我们今天人民币地位的高低特征——事实上，危机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增值的通道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币地位在日益提高，而是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对人民币投机需求日益旺盛的结果。幸好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仅仅停留在离岸市场上，在岸市场的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还没有到由国际游资“说了算”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人民币汇率的连续贬值只是释放了过去投机需求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带来的大幅升值的压力，从而给未来抗衡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性留出了宝贵的空间。另一方面，让我们庆幸的是，它在暂时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像当年东亚危机那样，冲击到国内的金融体系稳定和外汇储备大量流失的格局中。

其次，美国在政府付出了巨大的救市代价后(即赤字财政的发债规模已达到了法律限制的红线，而货币政策下调利率的空间也因为零利率而穷尽了)，把解决问题的方式依托在直接影响中国等债权国利益的货币数量扩张的手段上了。

更为严重的是，早在2001年就积累的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深层次问题，今天再次以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游行方式更严重凸现了出来。当年，为了摆脱IT泡沫过程中所形成的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美国政府为了赢得大选当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低贷款条件的融资方式，导致了直到2008年才让房价泡沫破灭的“次贷危机”。现在再次凸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这几年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美国有一部分右翼政客就利用媒体宣传渠道笼络不知情的社会民心，把其责任推向了与美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的中国头上，责怪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催生了他们国家房地产的泡沫让他们今天无家可归，责怪中国用不公平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低价倾销”从而导致了他们工作岗位的失去和收入与福利保障的丧失。却很少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加工贸易的特征)在入世后给欧美消费者和跨国企业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增长的好处。

所以，从以上的情况来看，2008年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长方式很难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过去亚洲经济的繁荣和对中出口增长的迅速也是借助于中国加入WTO和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得以实现的。今天，若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救市力度减弱和中国内需增长有限的状况下，东亚经济的增长也随之放慢了下来。从而全球各个方面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将入世十年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通过“扶持内需，开放市场，公平制度建立”的方式“再还原”给世界的呼声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为此，中国政府挖掘“转型红利”的迫切性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高。

二、上海“总部经济”建设将面临“转型”所带来的新挑战

上海经济所代表的一线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经济繁荣的步伐完全一致，充分分享了入世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劳动大军流向城市的“人口红利”、国家给予的先行先试等特殊政策所造就的“制度红利”和改革开放环境中维持高速增长所仰仗的海内外“资源红利”。但是，未来很多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不可再生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都会严重地拉现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后腿”，即使是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如果不改变现有思路，也可能会让中国未来陷入由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中等收入的陷阱”。

因此对于率先要求转型的上海等沿海和中心大城市而言，首先要提高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然后才能在“制度红利”的推动下站上我们所期待的产业链的高端位置。为此，我们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    未来国家创造的“制度红利”主要应该着眼于打造一线城市的“软实力”上

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我们就不可能打开企业的盈利空间，就不可能平衡服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为此，“知识产权保护”就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否则，入世后形成的中国产品和世界的对接优势，不可能就轻易的转变为“后危机时代”中国技术和世界对接的良好格局。

另外，提高服务意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实施程度，直接关系到服务经济顺利运行所需要的高效率水平。而这一切又和国民教育水平直接相关。所以，未来政府在教育行业的投资和产学研结合的教育理念的改革都应该要大大加强。否则，我们的研发能力就只能停留在“自娱自乐”和“打造形象工程”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产生由知识进步和创新能力所带来的世界公认的、靠品牌和专利创造价值的跨国大企业！

服务经济的“软实力”很大程度是考验政府的办事能力和行政效率，这一点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是，在要素市场上，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社会福利、价格合理等)，如何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来提高全民的财富价值，这都是未来中国转型必须提供的“制度红利”。否则，我们无法保证服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坚强稳定的市场基础。

当然，服务经济竞争力常青的秘密在于高额的“要素收益回报”得以保证的机制设计上。因为只有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得以充分肯定才能创造由品牌和专利所带来的要素投资的高额回报。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产权界定清晰，在此基础上要对参与服务经济的各方主体的产权做到严格保护。否则，创业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一旦被侵害，再有多高的购买力也无法在这样的市场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高附加价值产品和服务方式。所以，目前中国中高收入阶层的群体不在国内大额消费的原因可能就和此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以改革开放为龙头做“实”服务业

拿“总部经济”建设为例，它是一个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到知识经济、信息化以及企业组织变革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高级状态。由于聚集的都是企业总部，处于研发、营销等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对服务质量和制度完善以及产业的辐射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一旦这些软环境指标没有达标，就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总部经济“硬件化”和“空心化”的现象。比如楼宇经济过度膨胀所带来的商业成本急剧增加以及资金过度泛滥所造成的金融投机现象挤出产业资本的问题。

另外，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在内的服务经济，最大的软肋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顺周期”特征。也就是当经济繁荣和产业发展的时候，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产业也迅速得到繁荣。但是，一旦，实体经济进入周期性的向下调整阶段，那么，严重依托于实体经济的服务行业就会出现迅速萎缩的现象，越是做的高端服务业，这一特征就越是明显。比如，迪拜危机和希腊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们国家缺乏“抗周期”和“逆周期”的产业（比如，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农业和制造业），一旦旅游业消沉，高附加价值产品和服务没有市场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凸现各种结构性的问题（债务危机就是一种最极端的恶劣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在打造总部经济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所需要的产业辐射体系和制度优化机制，而过度地去发展楼宇经济和会展中心都有可能把总部经济建设变成楼宇建设或高级假日酒店服务。而且，这种没有生产力的负债建设都会给本国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伤害。

第三，力争全国上下“一盘棋”从而避免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

众所周知，制造业的发展更多的是要取决于成本控制和市场份额的拓展，尽管先进的制造业有通过品牌和专利建设来获取利润的优势，但是“性价比”的竞争是绕不开的。而高端服务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人力资本的大力投入来获取高附加价值的品牌和专利所带来的丰盛的收益回报，如果吝啬人才的工资发放水平，忽视应有的激励机制来谋求如同制造业般价值创造方式，那么服务业一定会走向死胡同。所以，伦敦为了发展服务业而放弃了制造业，美国为了谋求高附加价值产业的竞争力，而把制造业移到了海外。相反，日本经济80年代后期即想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又想利用日元的升值来强化服务业的发展，结果因为商业成本的上升和没有做实服务业，而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楼宇经济的泡沫化和由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股市泡沫现象。今天，我们要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各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和资源禀赋所塑造的比较优势的异质性来缓解大而全的封闭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缺乏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缺陷。否则，在同一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所出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冲突问题，或者不同地区搞同质化的产业升级战略所带来的恶性竞争的现象都会严重消磨总部经济建设中“积聚效应”形成所需要的空间和时间。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全国上下都要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布局产业的发展战略，不要一窝蜂地都去搞同样的政府提出的新型战略产业，而应该努力克服地方主义的封闭思想，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来充分打造总部经济与制造基地之间功能互补的良性循环机制。

作为上海等一线城市，与内地相比，拥有鲜明的“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和开放程度”等比较优势，所以，完全可以在满足各类企业对总部经济所提供的现代服务业需求的前提下，努力去打造一个兼顾“战略决策功能，投资运营功能，研发设计功能和营销功能”的“混合型”服务高地，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总部经济集聚区给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上海而言，具体反映在它能够依托“四个中心”建设、完成上海未来成功转型的重任，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开拓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必须立足于“全球化”的新视野

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使中国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超过人均收入1万美金的上海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来谋求高增长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尽管有了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约束，但是，配合上述的“制度红利”创造，我们还需要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近，美国在亚洲推动TPP的合作机制就是它想开辟一个新的亚太合作机制，来充分彰显美国产业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从而期待从这个高储蓄、高增长的地区中获得他们高收益的最终目的。

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转型，就像当年我们缺乏解决就业和吸收企业生产能力的要素与最终消费品市场，以及缺乏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本而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招商引资的开放政策一样，今天，我们还必须强化对外开放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措施，充分利用国际的大舞台，去把世界一流的人才、技术和研发能力大力度地“请进来”，从而促进中国的一线城市能够早日实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同时又能够摆脱今天国企和央企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要素市场效率低下和竞争力缺乏的局面。

另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是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