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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汇率市场化去应对美国的政治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北京时间1012日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是否存在故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的行为,以决定是否惩罚所谓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议案将送至众议院表决。虽然今天这一引火烧身两败俱伤的举动是老调重弹,最终从来没有兑现过,但是,目前在美国经济危机四伏的年代,在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汇率这张牌重新捡起给世界经济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同小可。中国方面应该对此做出战略性的回应,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反感态度的表明。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政界这次拿出汇率牌来说事,完全是在美国经济调整出现了焦头烂额的格局下,采取的一出转嫁压力的做法,虽然这次看上去维护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利益的参议员“动了真格”,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剖析到今天造成美国经济动荡不安格局的深层次矛盾并不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的因素,而是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内部所形成的慢性病——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终于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被浮出了水面,那么,我们就能够判断美国打汇率仗的目的是大选需要的一个缓兵之计。

21世纪初,美国政府为了抚平贫富差距这一矛盾,有意怂恿华尔街对穷人采取了过于宽松的借贷条件,以克服穷人因为收入的限制而不得不和富人拉开生活质量差距的缺陷,但这一糟糕的政策却催生了本世纪由发达国家引发的最大的金融泡沫。尽管今天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也想通过医改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推进来努力扭转这一局面,可是缺乏市场资源和干预经济的经验以及社会影响力的这一届美国政府,不得不被逼到需要不惜代价去寻找“替死鬼”的尴尬地步。

第二,参议员的制裁“共识”虽然缺乏经济学逻辑和历史经验的支持,但是他顺应了今天需要工作、需要平等创造财富机会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诉求。于是,简单地把中美贸易失衡的规模换算成美国潜在的生产能力,从而推算出带来就业增长的比例,而不顾中美之间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结构的差异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等客观因素对贸易失衡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去强行要求中国仅仅用“短平快”的汇率手段来调整中美之间贸易的失衡结构,负起所谓应该负起的“大国责任”,以此换来美国就业率的增长!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自私逻辑。

85年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日本国内的外向型产业结构和日本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向平衡,日元升值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增加导致大量日资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从而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的结局,同时,由于日元标价的国内金融资产大幅增值,促使了国内企业将产业资本投向了短期内能够产生暴利的股市和楼市,最后,终于没有经济基本面做后盾,两个泡沫的崩溃把日本经济送入了大萧条的地狱,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黑暗。另外,美国当年所期待的日美贸易失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为日本贸易条件的改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大幅增加。美国当年经济上“损人又害己”的行为,回过头来看,唯一能够从“合理”的政治视角来解释的话,那就是美国确实挤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在美国政治利益优先的外压面前,中国越是要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日本病”的泥潭!

第三,倒逼选举政坛上自己的竞争对手陷入尴尬的地步。众所周知,支撑美国共和党政坛的美国富裕阶层,是现在中美贸易发展的最大得益者,如果中国染上了抛弃实业的“日本病”,如果中国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大批在华和在亚洲的跨国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后众议院通过对华汇率制裁决议和奥巴马签署认可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今天奥巴马放任全国大游行,以此来给支撑华尔街利益的共和党精英看脸色,倒逼共和党对华汇率制裁投票上选择否决权,以此来激化共和党和美国社会的利益冲突,从而为民主党继续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基础,那么,就要看共和党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挑战,退一万步说,如果共和党也被逼到拿不出实质的能够让民众信任的改革方案,而不得不和民主党同流合污,把“内压”全部转变为指向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外压上,那么,中国确实要对美国选择“两败俱伤”的战略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

不管怎样,首先,我们自己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形成共识,那种简单地靠接受美国升值的诉求来修复中美关系,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想主义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要注意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膨胀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萎缩或绩效下降,却将自己获得的产业资本借宏观调控政策的推动,以高利贷的方式投向民营资本,同时,有些国企和央企变相地囤积资源类产品来追求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暴利行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在高成本环境下被挤出产业,而将宝贵的产业资本进入到了灰色的以钱养钱的投机渠道中的现象。在这种实体经济领域出现“钱荒”,在虚拟经济领域出现“钱流”的环境中,人民币的大幅升值,非但不能扭转已经出现的“日本病”的苗头,反而会加速中国经济陷入日本病泥潭的速度!

第二,中国今天要重视美国经济的复苏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美国经济还是这样一团糟地发展下去,那么,美国动用自己美元的霸权地位,向市场投放更多地流动性,而没有去处的这些资金就会大量涌进正在渐进式变化的人民币外汇市场,造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从而增加我们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给美国找到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借口。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的多边合作框架,替代双边打贸易仗这种两败俱伤的行为,和世界其他国家或机构联合起来,建立救助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的“辛迪加集团”,通过合理的方式,去购买具有比较优势的美国产品和享受美国的服务,而不是像现在无可奈何地一味去增持美国国债,造成美元的泡沫,增加中国这类债权国所拥有的美元资产的市场风险。不过今天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一部分政治群体煽动民意,执意要舞起美国单方面霸权主义的大刀来对付中国和平的崛起,这样把本来可以通过市场修复和国际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存在于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深层次问题的空间,今天也被美国单方面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给无情地缩小了。

另一方面,今天任何自我膨胀的替代美国经济地位、做世界老大的心理,都会让我们迷失既定的发展方向,重演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东亚金融危机的惨淡一幕。尤其值得一提的事,今天不少人主张靠汇率升值来对冲输入性通胀的做法就是这种自我膨胀心态的表现,试想一下,今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有多少是来自于真实需求?很大一部分都是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金融投机行为所致。如果我们一味升值而让金融投机资本一味涨价来搭中国汇率的这个便车,那我们一定会出现20072月在越南发生的金融危机,那时听从美国建议的越南政府靠越南盾升值来抗衡通胀,最后把自己的实体经济打入了冷宫,而汇率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抑制能力却非常有限。

第三,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该至少是在中国结构调整初步到位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而不是本末倒置。它的好处不言而喻,在没有陷入日本病泥潭的安全环境中,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能够让我们有效的释放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大大减少外汇占款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为了这个安全的环境,不顾中国消费能力受到发展阶段的约束,以为人民币升值能够刺激中国消费的增长,结果,就像这两年涨工资的情况一样,非但没有取得增加消费的明显效果,反而在金融体系脆弱的环境中,形成了资产泡沫。因为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行为一定是将自己收入的增长用在以储蓄和金融投资导向的支出上,而不是消费导向的支出上。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在股市问题重重的环境下还依然选择全民炒股的偏好。所以,当今要做的事是尽快健全和完善中国的金融市场,让它吸收金融领域过于集中的流动性来配置到能够给全民带来财富的实体经济发展中,从而尽快完成市场培育所需要的大众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使得随后而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全面市场化,能达到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和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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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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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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