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8日至20日G20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聚集巴黎，再次探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模式。尽管刚刚过去的、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大众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在避免这样的悲剧今后重演而所需设计的预警机制问题上，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分歧！在这唇枪舌剑的背后，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对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的原因，海内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识：首先，是美国金融机构在缺乏系统性监管的环境下滥用金融创新的工具，不仅制造了危害实体经济的大泡沫，而且，在他们亲手策划的“道德风险”的闹剧中，掠夺了大量不知情的海内外投资者的宝贵财富，从而在危机爆发的初始阶段，引起市场巨大恐慌所导致的流动性缺失，经济运转严重受阻的危险局面。最后，各国政府不得不同步救市，挽救了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硬着陆状况。正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救市行为，也使得这场金融大海啸留给世界经济流动性泛滥、通胀和新一轮泡沫高企的“后遗症”非常明显。为此，加强对欧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的监管力度就成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共同的心声。

其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状况，以及失衡结构下的国际资本在美国过度集中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问题也是人们对这场金融危机深刻反思后所得出的认识。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和贸易顺差国——中国，就成了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但是，就这种失衡结构的形成原因，还是目前中国内外争论的主要话题，因此，在没有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欧美国家不顾各国经济结构的约束和发展阶段不同的特征，而把问题的矛头直指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以及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增长模式”上，这确实让每一个知晓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有识之士，无法苟同这种看问题过于简单而又做出武断的指责行为。

尽管在这次G20峰会上中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没有简单的屈服于外压，但是，中国出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在很多方面，在这次由欧美国家观点主导的峰会上，与大家形成了防范危机的共识，对需监控的失衡指标的确立做出了积极地贡献。它们包括：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民间存款和借款、贸易收支和其他国际收支项目,如净投资流动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前二部分充分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对欧美国家变革结构的诉求。而后两项则是充分反映了美欧国家在分析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时，反复强调的、要求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减少外需、增加内需的观点。

本来，在这次峰会上，美欧国家想紧逼中国，要求我们不是简单地调整兑美元升值的单边汇率，而是要求关注实际有效汇率，也就是达到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效果，以保证人民币相对主要国家货币都要进行升值调整的目的。另外一个被我方否定的指标是对经常项目监控的要求，也就是不仅要求我们不断减少贸易顺差，还要我们遏制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把“存量”的负担也压在中国未来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内容中。这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原始财富积累加大（即国富要走向民富的过程中），消费相对有限（目前民不富则很难产生可持续的内需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顾全大局，接受“贸易收支”作为调控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标。

为什么中国不能接受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建议(有效汇率作为调控指标的潜台词)？虽然我已经公开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重复的说明一下：贸易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所造成的，而不是可以靠汇率的大幅调整来加以解决，有时汇率的调整会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负面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原因是我们社会百姓的原始财富积累还没有完成，此时工资的增长，货币的升值，存款利息的增加，股市的繁荣等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消费增长（不包括政府消费），因为人们会把省下的或获得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自己储蓄和财富增长的计划中，以对付现在和外来意料不到的大额支出。当然，中国今天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更使得这样的储蓄和财富偏好不断增强，消费偏好相对减弱。诚然，汇率升值尽管能让中国百姓通过购买外来品而减少开支，但是他们不会像美国那样过度消费，而是将省下来的流动性去投入到增加储蓄和财富投资的理财活动中，以此加速自己原始财富积累的速度，但是，如果当老百姓意识到自己所依赖的工作单位，因为在中国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消化能力有限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的这种盈利模式，今天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严重影响，导致企业不能够给自己加工资，或正常的发工资，甚至到了自己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地步的时候，中国百姓一定会比以前更看重手中的财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终结果不是消费增长，而是大众储蓄和财富投资的意愿更旺，企业也有可能因短期内转型无力而退出实业部门，社会失业现象不可避免地加剧(现在民工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中西部，政府的资金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由此我们不能断定政府一直会在经济活动中唱主角！)，甚至还有可能出现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病——做实业的人越来越少，追求金融财富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资产泡沫，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局面。所以，在汇率大幅调整之前，应该解决中国老百姓的支出负担，财富增长的问题，应该解决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完善的问题，也应该解决中高收入人群能够安心在国内消费的环境优化问题等。而这些结构不调整好，贸然进行汇率大幅升值，往往会出现本币超调局面，从而加速经济走向“虚拟化”和泡沫化的过程。因为，此时本国金融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价值而言是被严重高估的。

另外不能接受汇率大幅升值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主导国际货币流动方向的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处在一个超宽松的货币增发环境中，这样就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金融泡沫在政府救市过程中不断复活，导致流动性泛滥，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游资出于“物以稀为贵”的谋虑又开始去绑架供给能力增长有限的大宗商品和农产品，致使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不得不受到不得已所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这又会加剧世界经济受通胀影响而凸显出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平衡调整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而且，由于在超发货币的环境下，市场远离“软通货”的倾向非常严重，这也导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失去了相对稳定的特征，在这样一种全球货币价值“超调”(不稳定)，商品市场通胀严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一国来加速调整汇率是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尺度的。所以，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和走向市场化的进程，必须要在欧美国家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或者也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起“同向转变”的时候，才能防止“超调”的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还有，为什么中国不能接受欧美国家要求用“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的指标来监控国际收支失衡的提议？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们把流量问题和存量问题的解决方法混为一谈，如果轻易接受，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要把我们现在拥有的巨大的外汇储备存量资产，不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多么不稳定，也得贱卖给市场来平衡所谓的国际收支。再加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在保持自己币值稳定中依然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保持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而且使它们的资产属性更具有变现能力——固定收益证券就是首选的对象，于是这样的投资收益肯定会增加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顺差，肯定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外汇储备规模还是会增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无法接受欧美国家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议。当然，中国在贸易项目的承诺上已经做出了中国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姿态！尽管短时间内我们依靠外部市场的盈利模式是最符合中国市场内生的动力，但是，中国政府会通过自己的干预和搭桥来消化我们的顺差收入，通过鼓励企业和个人去购买资源、技术，并购企业和适度消费等方式，将其再还原到欧美市场以平衡它们这些年来所积累的贸易逆差。

总之，今后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和平衡国际收支问题上还会不断地向中国提出他们的诉求，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不卑不亢，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协调内外利益的冲突，还是应该向欧美国家传递中国合情合理的要求，还是应该一如既往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来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任何屈服外压、盲目自信的做法，都会让我们为此付出惨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得我们陷入了像85年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了大幅升值、资产泡沫及其后来崩溃的那种境地，欧美国家也不会为自己错误的建议给中国应有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