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展望

——“新常态”的发展模式如何改变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2014年即将结束，这一年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比如，随着欧美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加剧，人民币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动升值的状态，由此引来了不少伴随假贸易和假投资的热钱流入。而现在情况则完全相反。另外，世界非常瞩目的美国QE3政策，雷声大雨点小，TPP等国际战略布局又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那么快。相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代表中国未来大国战略的推进却接踵而来，层出不穷,却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还有，美日等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股市的强劲复苏，打消了不少由低迷的物价、下跌的油价带来的未来通缩的压力。中国在结束了伴随房地产投资热潮所滋生的漫无边际的影子银行业务后，终于也形成了股市上扬的态势，究竟这波行情能否跟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中国元素一起，构成像美股那样带起经济基本面改善和上市公司业绩转变的格局，还是会和与恶化的经济基本面脱节的日本股市那样，让一般投资者提心吊胆，让机构投资者利用消息小题大做，吸引资金大进大出，让实业家失去做好本业的意愿？我们现在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现象背后的逻辑，对于我们更好地应对2015年可能出现的各种严峻挑战，抓住瞬间即逝而又至关重要的成功机会，避免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实体经济“钱荒”，虚拟经济“钱多”的失衡状态，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何方？

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过去我们透支了“政策红利”：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引领的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5大方面。一是同质化的投资、集中贷款(比如，各个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比较优势，盲目跟从国家的产业政策大搞政绩投资)，结果包括光伏产业、房地产业在内的民生支柱性产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的局面。尤其是土地财政支撑下的地方投融资平台，更是助长了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从而造成今天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流动性紧张，而企业则融资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变窄，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投入变得更加困难。此时，若简单放松银根，不仅解决钱荒问题的效果适得其反，而且使得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变得更加严重。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老百姓的实际收入联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本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债务负担以提升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但结果反而是双双收到压抑，更增加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落差，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第三，全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现象。另一方面，资金软约束的问题又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圈地、过度投资的问题，留下了“与民争利”的不良印象，从而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顿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为”，使得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再发挥当年曾有过的提升地方经济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的范围有限，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支持的企业，往往局限在少数资源型垄断行业和从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则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了很多关键性的商业订单，于是，它们将自己30多年打拼下来的产业资本转向了投资“稀缺资源”的金融资本。这种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倾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后续的转型和创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果采取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那么在中国今天急需培育我们自己消费的环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会因为空气严重污染问题而移居海外，这会导致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总之，过去那种过度追求政府配置资源的“政策红利”做法，今天让我们看到了其五大后遗症。上述这些问题若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要那么强调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缘由所在。

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处在发展阶段中，很多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必须通过发展才能得以解决。比如，我国目前人均收入的水平只排在世界的六十多位之后，中国的金融成熟程度仅仅停留在“产业金融”的标准化模式阶段，还没有进入到一个财富金融管理的个性化时代。所以，要解决目前发展结构所带来的产能和消费之间的落差，以及创造财富的投资能力和管理财富的金融能力之间的落差，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时间。

另外，美日欧等拥有世界货币特权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的非传统量宽的货币政策，更是对中国化解产能的贸易竞争力，以及防范热钱流入的监管能力都带来了莫大的挑战。而且，美国制定排他性的TPP战略更是挑战我们现有的国家实力。

总之，面对上述诸多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尽快找到攻坚克难的新方法，以此来拓宽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

二、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在哪里？

在告别上述“非常态”的、依赖“政策红利”的发展模式之后，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高速增长的年代，我们依靠的是农民工兄弟向沿海城市的大移动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廉价的“人口红利”，并结合招商引资所带来的投资资本和国际贸易市场不断扩大而形成的“全球化红利”，更是有为的中央政府制定特殊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资源价格管理政策和信贷政策以及配套的出口企业的扶持战略，给在华企业增加了难能可贵的“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从而大大提升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价格竞争力，使中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改变和我们自身经济失衡问题的加剧，过去“旧常态”下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从民工荒问题，还是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格局中，无论是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的上升，还是从我们前述的“政策红利”的后遗症上，都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可维系！

于是，在告别未来“旧常态”下的发展模式的当下，不可避免的会看到新陈代谢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放慢的倾向。未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会从以下全新的四个方面全力展开：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开始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去开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国内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行为泛滥成灾。为了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是需要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够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自己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其安全性，中国的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也可以从习总书记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体会到。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也会加快推进，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今天相反应该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今天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她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具体而言，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着力投资民生工程，缓解大众的“后顾之忧”，让企业所创造出先进产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的财政政策虽然也是积极的概念，但是，投资的内涵和目的却又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中西部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和沿海城市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而货币政策则应趋向稳健，杜绝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预期所产生的一种更可怕的“后顾之忧”；不越位，就是指政府告别把市场准入大权牢牢捏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取而代之，让市场的公平竞争来过滤出好坏企业，而政府则应该做的是优化监管体系，依法治国，及时将劣质企业驱除出市场，结束过去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扭曲状态；不错位，就是指政府不与民争利，及时做好市场参与者的各项合理的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今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大的成功点就应该在政府和市场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上。

当然，为了配合上述发生在企业“供给端”的新变化，客户端的市场培育也十分重要。我们将看到，2015年为了解决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政府将着力在土地流转、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和扶持政策，以尽快解决大多数人“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政府还将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关键的民生领域加大改革力度，化解市场后顾之忧，把“有钱不敢消费”的市场潜力，尽快的释放出来，从而为中国企业商业环境和绩效的改善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坚决打击假冒伪劣的商业行为，让中国为数不多、但消费能力极其旺盛的富裕阶层，尽快告别“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心态，安心地在国内消费和生活，从而给中国商家创造更多良好的商业机会。让自食其力致富的机会不断扩大到中低收入的阶层中去。

    总之，2015年中国经济将在营造上述全新的“四大红利”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快解决阻碍中国市场消费行为的三大结构性困扰。让中国未来增长的成果能够被社会大众实实在在地分享到、感受到，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增加的概念，更不应该是付出了“贫富差距扩大”的代价而获得的。所以，这项改革需要我们上上下下都要有强烈危机意识，不断打破目前习惯性思维模式，创新驱动，同舟共济，稳中求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