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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一批来自“复旦青年”杂志有为的青年人,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发展高度的责任心,向我提出了很多犀利而有意义的问题,令我感动!现在将他们的问题拿出来,请大家共同思考。

人民币升值:国际之争与国家战略
背景:929,美国会众议院以348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使备受瞩目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度升级。引发其他亚洲和拉美国家为减缓本币升值实施干预措施世界汇率大战迫在眉睫。汇率的战火正在烧向11月即将在韩国举行的20国峰会。
 
《复旦青年》:美欧等国一直将人民币汇率与本国的贸易逆差联系起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人民币升值是否能真的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孙立坚:中国2001年加入WTO,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贸易增长很快,渐渐拉大了与欧美的贸易的顺差。在这一过程中,欧美虽然有自由贸易的理念,但是对贸易逆差仍忧心忡忡,认为本国在贸易中吃了亏。有一批欧美的保守主义势力和一些被蛊惑的、不知情的老百姓不考虑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认为人民币的低汇率造成了不公平。这样矛头就集中在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形势非常好,所以并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来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在欧美国家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坏账,要求老百姓提前偿还贷款,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去杠杆”,它使负债人突然变得拮据起来。欧美的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了严重的资金紧张,必须考虑从何处获得资金。然而,欧美的企业家们感觉到,无论如何生产都无法与中国竞争。有些美国学者和企业家甚至得出结论:美国企业的劳动力、固定资产和原材料成本就已经超过了中国产品的成品价格。在这一情况下,欧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要求制裁中国的出口业,让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产品的价格上涨,这样欧美的产品才能与之进行公平的竞争。

美国人以为,只要人民币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会减少。但他们忽略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决定了无论人民币如何升值,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

首先,中美两国的平均收入不在一个层面上。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却排在世界的第109位。 国民的消费能力无法与美国的消费者相比。

其次,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与美国人不同。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是“节约型”的,平时努力攒钱以备不时之需。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人们必须靠“原始财富的积累”来防范未来的风险,所以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期望的那样大量购买外国商品。因此,“薄利多销”的手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起不到扩大出口的作用。事实上,对美国较为有利的做法是吸取中方的建议,将美国的技术含量卖给中国。这样,即使价格较高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面对成本的上升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走出国门,寻找低成本的海外投资方式。当年丰田汽车就是在日元升值时将生产线转移到了美国。这样一来,企业就能回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价格上升的可能性。最终,廉价商品依然会进入美国市场,只不过产地发生了变化。回顾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扩大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通过让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顺差的问题的。

但是,人民币升值却会给中国造成严重的问题。中国企业若将工厂迁至国外,在国内释放出的失业人口会大幅增加,造成产业空洞化。同时,伴随着产业空洞化的还会有金融泡沫化,即随着货币的升值,制造业低迷,国内的金融资产价格却不断上涨,国民醉心于疯狂的投机行为,股票和地产价格大涨。日元升值后,日本国内就曾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最后,在1989年股票楼市泡沫双双崩溃,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总之,在今天的收入条件下,人民币升值是达不到美国扭转贸易逆差的目的的,但是它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复旦青年》:中国长期以来的低汇率是把“双刃剑”,促进出口,也造成了资产泡沫和过度依赖出口等问题。从长期国家利益来看,低汇率对中国是否弊大于利?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能否经得起拖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决策层该如何决断?

孙立坚:美国人总认为人民币低汇率对中国很有好处,但是中国为了维持低汇率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只不过目前在代价和收益之间,我们暂时还偏重收益。

较之于高汇率,在人民币低汇率的情况下,中国商品确实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尤其是在欧美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旺盛的购买力确实让我们赚得了更多外汇,同时兑换更多的人民币。但这就造成了外汇占款过多这一问题。面对要求将外汇兑换成本国货币的企业,央行难以收紧银根,国内市场上货币泛滥,造成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会立刻受到影响,有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安。所以,人民币低汇率对我们其实是不利的。

那么提高人民币汇率是否对中国有利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加速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产业。这样看上去产业结构精简了,但是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代价远远超过收益。高附加值企业的员工基本都是前沿的高端人才和大学生,农民工是不可能在这些企业里寻求到就业的。而且,由于企业可以转移,也就很难真正淘汰不必要的企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让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

一方面,低汇率会带来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提高汇率会造成失业。那么,就业和通货膨胀,到底选择哪个?我认为,就业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因为有了就业就保证了收入。如果无法保证就业、百姓失去了收入,物价再便宜人民都难以生存。现在看来,人民币的升值将给就业带来非常大的障碍。人民币升值会使外企不愿在中国开厂、中国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国外,中国工人就将面临失业。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一旦出现大规模失业,社会就会出现动荡。通货膨胀只关乎钱多钱少,而就业事关有没有钱,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国家现在希望先富起来的人主动消费、拉动内需,帮助穷人增加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人民币汇率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人民币升值已经慢慢游离了经济学的讨论,开始进入到政治化的领域。对待越来越政治化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中国政府置之不理,那么大多数不知情者会认为中国无视他国要求,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人民币升值不是万能的,强调汇率和贸易的内在科学规律,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使人民币有了明显的升值。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结构调整完毕、内需充分,而是作为大国所做出的让步。当然让步的前提是不能让我们的企业出现大量的倒闭和失业的情况。具体来讲,1019央行的加息就是一个表现。

《复旦青年》:在是否维持低汇率这一问题上,国内出口企业的声音是否被过度地放大了?

孙立坚:中国现在的企业很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虽然对价格非常敏感,但根据我的实地调查,在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下还扛得过去。不过,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我们的企业就会面临“淹水现象”,即人民币每一次升值都会让一批企业破产。到那时,出口企业的担忧就将成为现实。

《复旦青年》:那么中国经济究竟能够承受人民币多大幅度的升值?

孙立坚: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但根据我的了解,大概会在人民币对美元6.51左右。如果我们的汇率降到6.46.3,就可能会想当年的日本那样出现失业等诸多问题,而目前我们离这个底线已经很近了。

中国已经意识到汇率可能会突破6.5,并在最近提出不只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这就意味着有一些人会失业,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试图通过设立失业基金等社会保障的途径,让国家来弥补部分负面影响。但国家目前的承受能力和服务机制都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怎样,6.5是一个底线,我国还没有足够实力去供养一大批失业者。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要根据我国的内需水平来调整汇率。如果内需不足,就绝不能随便让人民币升值。“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兼顾投资、消费和出口,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复旦青年》:我国曾在去年4月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使人民币国际化,促进金融业发展。但您却在博客上提出人民币不应成为“货币锚”。这是为什么?

孙立坚: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后,国际货币体系就开始采纳信用本位制度,本国货币的价值由国家承诺的信用支撑。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通货膨胀率低、国家经济能力强的美元、欧元和日元被认为是三种最具价值保证的货币,成为了货币锚。

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欧盟和日本都用通货膨胀来解决金融体系中没有现金流的问题。原本的货币锚消失了,就必须有一种不贬值的货币承担货币锚的责任。货币锚国家的特点是货币非常坚挺,经济基本面非常好,于是美国就想让人民币成为货币锚。但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对货币的主导权,它只是需要一种货币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像当初它把货币的主导权暂时放给日本。今天,美国就是希望中国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疯狂、出现经济泡沫,然后崩溃。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去做货币锚。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我当时是很反对这种做法的。中央政府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逻辑上是很对的。为了不让积累起的财富随着美元贬值而蒸发,我们除了试图货币的主导权、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外别无他法。

但我们并没有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能力。当年日本和泰国头脑发热,要做金融强国。日元成为货币锚;泰国甚至不顾其本国已经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仍然坚持投入金融业,建立起离岸金融市场。最后,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重创。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在亚洲找到一个制造业和金融业共存、共荣的成功案例。其原因在于,制造业和金融业这两种模式是相克的:制造业希望汇率稳定,而金融业则要求汇率波动。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金融业做强,就需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而金融衍生产品的规避价格风险的能力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让人们看到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负面的。这样对成本和收益敏感的制造业而言就因为利率和汇率风险的增加而变得竞争力下滑,就像在伦敦金融城中,制造业无法生存,而日、韩、印都是制造业国家,经过金融自由化所走过的金融危机这一惨痛的教训,让他们对汇率的波动变得也十分敏感,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亚洲国家出不了金融强国的原因。中国今天要在金融业和制造业两者中做出选择。但现在中国似乎想同时发展两者,我感觉这样的模式是会出问题的,因为大量热钱的涌入会把制造业打垮。

《复旦青年》:国际市场上的黄金价格本周已经突破每盎司1300美元。这从侧面体现出国际市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担忧。眼下,世界汇率大战之说也是十分流行。若G20成为各国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的舞台,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积极应对?

孙立坚:我想,中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减少一对一地和美国较量,在国际舞台上摆事实、讲道理。在G20峰会上,我们可以表明中国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当各国都在降息的时候,我们的央行却收紧银根,把利益让渡给一些需要帮助的国家。

同时,在G20峰会上我们还应强调两点:第一,世界要彻底摆脱危机不能靠牺牲部分国家的利益。这种此消彼长的方式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表现,我们要坚决制止。真正摆脱危机还是需要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通过科技与创新,为全世界找到新的财富增长点。正如上世纪80年代,一场IT革命给全世界带来了创造财富的机会。现在,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场新兴产业革命来提振经济、缓解紧张的国际关系。因此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全世界齐心协力、打造新的增长点才是摆脱危机最主要的做法。

第二,世界各国稳定地走出这场危机的关键是不能打货币战。主要发达国家目前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造成全球货币之间的无序竞争和竞相贬值,这种政策不能持续下去。在这一方面,中国是最负责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如今的危机中,人民币都保持坚挺,没有贬值,说明中国在承担世界的责任。因此中国有资格呼吁停止贬值游戏,避免这种恶性竞争把财富的真正价值贬到一钱不值。在这个已经离开了金本位的世界中,货币大国更应该把好货币价值观。等到人们都对货币没有信心而去抢够大宗商品、企业家也不愿创新的时候,世界经济复苏的代价会变得更高。因此千万要恢复信用体系,也就是恢复货币价值应有的水平。

如果美、欧、日做到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和它们互相帮助,甚至可以不频繁地减持美国国债。在G20峰会上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国际政策的合作,而不是以我为主的政策竞争,因为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大战”对世界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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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孙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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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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